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即不论国共两党利害关系有多大的不同，国民党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装，中共如何看不上国民党，它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抗日的利益需要。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早就心存“剿灭”中共的想法，但无论事变前，还是事变后，他们最终都不能不在权衡利弊后，把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样，中共在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对策，其党内领导人总还是不能不顾及到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因而极力地限制自己实施报复政策的烈度和实行对抗政策的范围。由此可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终究是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国共两党不论闹到何种地步，终归还是要走向妥协。

[1]见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多数研究皖南事变的大陆学者也持相同看法。如李良明著《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即认为蒋不让皖南新四军东去苏南渡江，又故意向日本人泄露新四军有原地北渡消息，迫使项英等决定向南迂回，“正好陷进了国民党顽固派精心布置的陷阱”。即“无论皖南新四军北移走什么路线，都是注定要被围歼的”。见该书第197页。几乎是唯一一篇对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意图研究较深入些的文章，是刘岳化、尤亮的《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该文利用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但文章在资料分析和解读上似带有某些先入为主的成份。

[2]《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40年），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5页。

[3]《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皓电》（1940年10月19日）；《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页。

[4]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3）52；《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521页；《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

[6]同上引《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

[7]《军令部次长刘斐呈蒋委员长报告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内容》（1940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4页。

[8]《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徐永昌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何总长、蒋委员长》（1940年12月4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0，111页。

[9]《胡宗南呈重庆蒋委员长电》（1940年12月22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188－189页。

[10]《中央书记处致关贺聂彭等电》（1940年11月1日）；《白崇禧电令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师部署阻击新四军渡江北移等电文》（1940年10月16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5页。

[11]《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2]《事略稿本》，1940年12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3]《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14]《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15]《第32集团军三十年元月皖南剿匪战役战斗详报》（1941年1月至2月），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68－169页。

[16]按照计划担任剿匪左翼军的第40师12月27日自江苏太湖附近之宜兴溧阳之线交接防务后开始走山路向皖南溪里风、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之线移动，主力至1月2日下午才得以进抵三溪附近。《国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至1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9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