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页。刘岳化等的文章以176师1940年12月10日作战日记中有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的记载，认定蒋12月10日下令新四军不得走苏南，改走繁昌铜城之间渡江，“全系诱歼之计”，不仅忽略了12月10日蒋批准何应钦和军令部报告送达皖北李品仙部再转达176师的时间差，而且将此一作战日记的月份记错了一个月，即将11月10日作战日记错记成了12月10日。

[3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36－338页。

[37]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753，756页。有学者以12月24日第21集团军总副座转发特派员孙福安的一则密电，内中有已通知周团破坏江北新四军在泥汊、姚家沟沿江港汊所架浮桥，并指出匪军声势浩大，恐周团兵力不敷应付，询问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匪军，“以免势成燎原”的说法，认为是皖北国民党军继续密谋部署要乘皖南新四军渡江立足未稳而消灭之的证明，但此不仅为一孤证，与前述李品仙28日准备为皖南新四军让步，待发现其延留滋扰再行出兵廓清之的命令相左，且孙电乃12月10日发出，其时对10日蒋改变新四军北移路线令发出之后皖北国民党军部署改变的情况亦并不了解，内中说法并不足为第21集团军阴谋防堵的证明。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

[38]转见房列曙前引书，第108页；并见《皖南事变》，第74－75页；《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97页，等。

[39]《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给叶挺、项英的指示》（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分批移动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24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9，115，116－117，120页。

[40]注意到事变发生后叶挺曾明确讲过他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有不同意见，此电或可反映出叶挺行动前对选择北移路线的倾向性意见。

[41]《毛泽东、朱德关于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致叶挺等电》（1940年12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4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4页。

[43]《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页。

[44]转见《云岭》第28期，第45页；《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70－271页。

[45]《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1年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7页。

[46]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时行动隐秘的情况，从武之芬的回忆中即可以了解得很清楚。武之芬前引文，《皖南事变资料选》（2），第325－326页。

[47]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动向，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元旦起即失去消息，5日得知其已离开根据地，却仍以为是“向繁昌方面窜去”，当即下令第四十师派部队向湾滩、章家渡、茂林一带搜索前进，于6日上午与新四军遭遇激战的情况，可参见武之芬回忆及第四十师战斗详报等。

[48]前引《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