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少奇对农村“四清”的“左”倾认识和“左”倾指导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范围展开后，刘少奇非常关注这场旨在“反修防修”的运动。他认为靠听汇报、看材料未必能获得实际情况，力主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蹲点，取得第一手材料，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他对河北省的干部说:“大跃进为什么出这么多毛病，就是因为没有亲自蹲点，亲自试验”⑤。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这个工作队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干部阵容很强，是要摸索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开展“四清”的经验。刘少奇派王光美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一方面是响应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运动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考察一个基层单位运动的全过程，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以获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王光美下乡前交代她“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⑥。其实，在“反修防修”错误理论的引导下，不带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刘少奇一直关注着王光美搞的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情况，并作出过一些具体的指示。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向回来休假的王光美详细询问了“四清”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提出还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他还提出，仅仅是基层变质，好整，也能整好。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错误，必须有省、地、县委和政府来保证。

⑦以后，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⑧他对《后十条》提出的团结95％的群众，团结95％的干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是运动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坚决的斗争。这表明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这是刘少奇通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实践得出的新的认识。

原定20多天的桃园大队“四清”搞了5个月，总结了一套“对敌”斗争的经验，桃园大队党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查出了5户“漏划”的地主和2户“漏划”的富农。地方干部对桃园“四清”未必没有意见，但面对人人自危的“左”倾大环境和有来头的工作队，这些意见很难反映出来。“桃园经验”比1963年制定的《后十条》更向“左”迈进了一大步。在运动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而是强调工作队直接“扎根串连”，然后“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在“四清”的内容上，它由清经济扩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范围更广泛了；在“四清”的任务上，提出了要补两个课:一是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一是补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解决干部蜕化变质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富影响的“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

“桃园经验”基本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

根据骤然紧张起来的国际形势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的错误估计，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反修防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作出的全国基层有1 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新经验有所发挥。他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还提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并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⑨刘少奇提出的“抓上面根子”的思想和不能先强调依靠基层干部的思想，都为会议所接受。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会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急速“左”转。

中央决心把运动搞深搞透，要修改已不符合“左”倾形势发展要求的《后十条》。8月，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负责《后十条》的修改。

微观上有桃园大队的“四清”实践，宏观上有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左”倾判断，刘少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左”倾运动思路。从1964年下半年起，刘少奇全力投入了对运动的指导工作。在国内外形势都紧张起来的情况下，刘少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当前发展生产、培养接班人、准备战争等各项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认为把这一环搞好了，其他工作都会好，会形成全国“欣欣向荣的气象”[10]。刘少奇认为，过去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了刹风的作用，对生产有好作用，但还没有深入下去。为了把运动深入开展下去，7月，刘少奇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中途回到北京开会，给中央干部作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8月，他又到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

刘少奇此行，正值各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他看了一些省的会议简报，听取了各地领导的汇报。他认为各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还没有入门，很多领导重视不够，许多地方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他对领导干部没有亲自蹲下去，靠听汇报、看报表领导运动的工作方式很不满意。他一路走，一路讲，提高各地领导干部对运动的认识，督促他们亲自到基层蹲点，还批评了一些开展运动不力、蹲点蹲不下去的领导。

刘少奇强调说:“四清”、“五反”是比过去土改、合作化还要深刻、复杂、艰巨得多的大革命，有许多新特点。现在敌人同我们进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学会对付他们。仅仅有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领导现在的革命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取得这个革命的直接经验，否则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现在要搞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的真实情况，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要通过搞“四清”、“五反”，搞对敌斗争，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经过艰苦斗争，才可以搞清楚。他号召各级领导都要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取得直接的革命经验。[11]

根据这次视察南方了解到的情况，刘少奇认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12]，党内的思想状况是“怕‘左’不怕右”。他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他还对深入开展“四清”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主要有:强调要追“四不清”干部上面的根子，不管哪一级，公社、县委、地委、省委、中央，一律追清楚；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在运动中要集中力量，经济、政治、思想、组织都要清，运动至少要搞5年。

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刘少奇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建议: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几千上万工作队员搞一个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各地开始照此部署运动。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都在他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上得到了反映。《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称:“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文件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明确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实际上撇开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不能不使本来就严重扩大的打击面更加扩大。

这期间，刘少奇还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批发了“桃园经验”、陈伯达主持搞的天津“小站经验”等典型材料。这些文件和典型材料强调反对右倾，开展夺权斗争，进一步加剧了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由于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常重视，把问题看得严重，对各级干部督促得紧，“四清”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从中央部长到县区干部纷纷下到基层。各地“四清”运动进入一个新高潮，“左”的倾向也迅速升级。各地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退赔过于苛刻，划阶级成份过于严厉等等，使农村情况非常紧张。1964年下半年农村“四清”运动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左”，与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