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作者:王海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

一、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认识和“反修防修”的误导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整”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党的注意力迅速向阶级斗争方面转移。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上有着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在国内则有着党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党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严厉指责的这“三风”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所谓“黑暗风”的关系更为直接些，与“包产到户”也有不少瓜葛。毛泽东直接指责的虽然是邓子恢、陈云等人，间接的也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对“三风”的严厉指责，具有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新高度。这就使党内看待调整工作带来的新问题的认识角度发生了转化。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他不仅说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了，对“三风”的指责也颇为严厉，并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虽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但他这时还没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而是当作防患于未然的教育问题。他思考的重点仍然是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说:十中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将来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要搞，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我们现在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注意，加强教育，将来曲折可能少一点。他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①刘少奇提出的措施是，不脱离群众，干部交流，加强监察委员会，加强民主集中制。

1963年2月，中央召开了部署城市“五反”运动等项工作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此时，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②。把这些社会性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在高度上与毛泽东所强调的“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是有认识差距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③。这话后来被概括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于毛泽东突出地强调要抓阶级斗争，会议重心骤变，在城市“五反”的文件中加重了阶级斗争的内容，把阶级斗争的纲上得很高。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在具体部署上开始从调整方向向阶级斗争方向的转移。

为了全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召集到杭州，研究制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5月会议后，农村社教运动进入试点阶段。

在2月工作会议部署了城市“五反”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刘少奇国务缠身，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太投入。中央5月会议时，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出国访问等活动，没有参加《前十条》的制定工作。规定具体运动政策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的制定，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件的制定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和谭震林负责。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刘少奇也只参加了一半就出国访问了。但他对全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赞同的。

在《后十条》讨论修改期间，中苏论战进入高潮。从1963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接连发表了“九评”中的六评，这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规模的全面铺开产生了直接的加速作用，全党进行阶级斗争的节奏骤然加快。这时，刘少奇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来。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后十条》的第六稿。11月3日，刘少奇到杭州，继续讨论修改《后十条》。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央决定将两个“十条”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由点到面地铺开了。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比较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不但在思想上积极靠拢，行动上也表现出主动性。

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加剧了开展国内防修运动的现实紧迫感，这是直接影响刘少奇认识变化的关键因素。1963年9月，“九评”的开始发表，不仅是为了国际“反修”，更重要的是国内“防修”。刘少奇说:“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不只是给现代修正主义看的，而主要是给我们国内人民群众看的”，“我们这样做，就会在中国，在我们国内，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打开人民群众的眼界，那么，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就困难了”。④

他对修正主义的解释是“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经过“左”倾深化的这种认识，较之单从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来认识修正主义，无疑更加重了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分量。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的纲提上去了，改变了原来比较实际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