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这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他先后在5月30日和6月9日向艾奇逊提出二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实行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提出了“保台意见书”。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6月24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1949年12月23日和1950年5月4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20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原题为《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