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艾奇逊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任何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7]

尽管当时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如艾奇逊后来回忆时所说，“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8] 但是，这只是表明美国在这段时期执行这一政策的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争论和摇摆。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利文斯通·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之后，[9] 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10]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

美国虽然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局势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在外交上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国务院在1949年7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国民党政权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继续保持同它的外交关系。[11] 随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和12月8日蒋介石政权迁至台湾，国务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形势逼迫美国政府必须对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问题和对台湾的政策问题明确表态。[12] 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13] 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1949年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为反共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14]

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却就是要为完全放弃台湾做准备。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备忘录的同一天，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政策情报提纲：台湾”。其用意是在台湾陷入中共政权手里时——这一情况很有可能马上出现，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文件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或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文件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15]

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国务院的主张，即弃台湾于不顾。但是，这份文件送到麦克阿瑟的东京总部时，被放进了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据顾维钧猜测，文件是麦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于激起舆论反对国务院。[16]当文件内容透露之后，在国会引起了强烈不满。诺兰、塔夫脱和史密斯等共和党议员，以及前总统胡佛纷纷发表激烈的批评意见。诺兰竭力主张不要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并建议派军事代表团去台访问。塔夫脱公然主张要出动海军保护台湾，并认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史密斯则公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托管的形式下占领台湾，理由是目前从技术上说，台湾还是日本的一部分。而这些意见又被新中国政府指责为美国即将占领台湾。[17] 样，对台湾问题的两种立场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使得美国决策层必须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且需要公开表态。

12月29日，以艾奇逊、腊斯克、巴特沃斯及麦钱特为一方的国务院与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诺斯塔德为一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台湾问题进行直接交锋。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解放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中国并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2)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3)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丧失，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要从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布雷德利没有更多的理由，只说军方是从军事角度以及对国会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考虑出发的，既然军事应该服从政治，他问艾奇逊是否按政治办法去做。艾奇逊明确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据说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备忘录的意见办不可。[18]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9]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做了让步，即放宽了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条件：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20]

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不过，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1月5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21]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