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重大发展，不能不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从1929年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中国学者不断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为古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而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当首推侯外庐先生。侯老最早是受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讨论的影响而从事古代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的，他研究古史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列词句，不是用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作简单的比附，而是要力图揭示中国古代的固有形态，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寻找出路。通过研究，侯老认为如果用“家族、私产、国家”三项来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的话，那么，西方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中国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第32页）

侯老所说的家族是指父权家族，它是早期氏族组织长期发展的结果，一般由父家长及若干代子女组成，此外还包括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和非自由人等。到了父权家族阶段，早期氏族组织中的“平等”、“公产”关系已被打破，父家长利用对家族经济管理权垄断了家族的财产，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私有制——父家长私有制，与此同时，家族内部出现“亲亲”、“尊尊”的等级分化。家长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不同，它不是将财产分给个人，而是利用管理财产之名将财产集中在个人手中。所以个体私有制与氏族血缘组织往往是对立的，当个体私有制出现后，血缘组织便自然瓦解，而家长私有制与氏族血缘组织却可以结合在一起。在父权家族中，成年的子女虽然可以组成家庭，成为小家长，但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权，家长为了维护对家族的统治，竭力压制其他成员的“个性”。因此，人类社会最早的权力分化与阶级对立乃是家族内部发生的。父家长由于占有了家族财产，在家族内部取得了支配一切的权力，父家长不仅拥有对家族财产的绝对所有权，还拥有司法审判权，宗教祭祀权，甚至“对子女和更远的后裔及奴隶和仆役的生杀之权”（林耀华、庄孔韶《父系家族及父家族公社形态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而一般家族成员则沦为被压迫、统治的对象。

侯老认为中古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经历个体私有制，没有将家族血缘组织彻底斩断，而是将其带入阶级文明社会中，国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形成三代“家天下”的社会结构。而西方古代则通过个体私有制将家族血缘组织彻底瓦解，个体从家族中独立出来，在地缘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可见，同样是私有制，其结果却完全是不同的。家长私有制将个体束缚在家族之内，因而是旧的拖住新的，是维新的路线；个体私有制却使个人从家族中独立出来，并由此形成商品经济的繁荣，因而是新的冲破旧的，是革命的路线。维新的路线使人重宗法、重伦理，革命的路线使人重权利、重平等。

由于个体私有制的关系，希腊民族非常重视权利的平等观念，在其国家的形成中，一直伴随着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平民阶级是指从家族中独立出来的小私有者，包括中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新出现的金融和商业贵族等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同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贵族与平民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为了不至于在斗争中相互伤害乃至同归于尽，二者不得不相互作出妥协、退让，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同时承认对方的一部分权利，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这种法一旦确立，便高于社会之上，成为每个成员必须服从的法则。为了保障立法的公正，立法者常常由外帮人担任。由此确立起西方法治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由于个体私有制不发达，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贵族对抗的平民阶层，侯老曾写有《中国古代国民晚出与贤人考——特别的自由民路径》一文，认为中国古代虽然也逐步发展出个体私有制，但一是形成较晚，在家长、国家私有制长期发展后才出现；二是不彻底，国家始终对土地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利——侯老由此提出封建土地国有说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所以国民阶级在中国是晚产、难产，在中国古代主要上演的是贵族之间（大宗与小宗）的斗争，平民阶级被动地承当其表演的舞台。由于贵族之间不是一种相互的依存关系，他们的斗争不可能是妥协、退让，而只能是你死我活，定于一尊，由此形成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

李学勤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这本“名家与名编”的对话中，他对二十世纪的古史研究及自己的学术活动进行了回顾总结。谈话定名《中国古史寻证》，颇有深意，既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对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概括。李学勤先生曾是侯老的助手，参加了《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工作，他后来虽然没有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但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侯老工作的一个深化，为我们走出“疑古”，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我常常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是日益脱离民众，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还是在民族文化的复兴和重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胆识和气魄。中国古史的重建，一是需要求实、求真的精神，二是需要理论创造的勇气。面对历史，我们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作出什么样的思考，这既是每个史学研究者所要接受的心灵考问，也是其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原题为《中国古史的重建——读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