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两个重要方面。它们在农民情感的两极不断摆动，交替发生作用。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麽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世代生活在狭小的土地上。土地面积的相对有限与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他们不欢迎任何外来人员在本乡落户。这些因素促成了农民封闭、保守、狭隘的排外心理。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们对介入本乡的零散外来人员，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可以是宽容友好的。但当数量增多、甚至形成某种势力，有可能危及本乡本村的安宁和稳定，甚至危及个人的经济利益时，则是绝对排斥的。农民排外的文化心理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发生的教案，就是农民与外来文化直接冲突的具体表现。但是这时列强的侵略，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还不大，农民的排外还主要停留在对教会的排斥上；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入，农民的生活不断被扰乱，教案数量增加，暴力事件增多，反教舆论渐趋强烈，围绕“还堂”、“建党”、“租房”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终于在农民中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排外心理。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洋教实在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4]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5]他们憎恶现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将他们通通排斥掉，“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决不饶放。”[6]农民强烈地排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不实用，而且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幸和痛苦：洋货的泛滥，使农民生产的土货无人问津；铁路、邮电的发展使以运输为业的挑夫、船户、车夫纷纷失业，客栈、店肆、码头纷纷关闭，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农民排外的精神武器是传统信仰中的天地神佛，反映出他们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正如他们曾经用洋教打倒传统的天地神佛一样，他们这次是用天地神佛去对抗外来的洋教、洋货、洋物了，形式虽然不同，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他们用传统的天运观表达民族斗争的新内容，他们宣称激起天怒人怨的洋人洋教“气运已尽，天意该绝，”而自己的使命则是“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用造谣惑众的手段，煽动人们的排外情绪，什么“男女混杂、白日宣淫，”“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洋人专偷小孩、食取其心等等；他们对抗洋教的精神偶像是传统信仰中的神灵英雄，英勇善战的赵云、马超，多谋善断的诸葛亮、刘伯温，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二郎神，智勇双全、忠义如一的关云长，以至于“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登时信以为实。”[7]甚至服饰装束、行为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决不与洋人混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 [8]朴素的爱国热情却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