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传教士最主要目的。从利马窦来到中国到1724年雍正帝正式“禁教”的一百多年里，天主教获得一定的发展，影响渗透到社会的许多领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信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基督教的天国比一般宗教设计得更为精致，也更充满诱惑。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学汉文、说汉话、着儒服，在生活习惯上也日趋中国化、入乡随俗。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因此，农民主要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基督教的，他们信教主要是为了来世得到报偿，至于基督教提倡的对上帝无条件的服从，超功利的信仰，则很少被农民认同和接受。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早在传教士来华初期，利马窦就帮助明王朝修订历法，并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理》，他们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欢迎和信任，对传教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此传教士一直把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作为他们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机会被轻易错过了。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疗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例，它在六年时间里先后为1.2万多名来自不同阶层的患者解除病痛，其中包括林则徐、耆英等清室大臣。西方的医药如此受欢迎，大概还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的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以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是否因为“洋教”比以前变得更“实用”呢?农民主动接受“洋教”，并把它改造为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反映了他们什么样的动机和心里呢?要知道，农民虽然并非对外来的东西一概排斥，但他们终归是小生产者，无法排除历史加在他们身上的惰性力量，对外来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抗拒。而且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里，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