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所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了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殖民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摆在每个社会阶层面前，农民也不例外。但农民是小生产者，务实是他们最大的特点，除非侵略势力直接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否则还不会引起他们激烈的反抗。从这一点看，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农民的悲惨处境促使了他们心理、情绪发生变化，最终倒向了来自异域的洋教。

拜上帝教首先出现在广东不是偶然的。广东不仅在鸦片战争时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最重，而且战后又承担了偿付赔款的大部分，包括关税、地丁、商欠等，约承担赔款的百分之七十。这巨额的赔款当然要农民来承担，使他们深受其苦，“贫寡之户，倾产鬻男女以供其求，甚有畏累自杀者。” [3]战后灾荒频繁，更给予处于贫困破产境况中的农民以致命的打击。1849年广东发生水灾，龙门县每斗米上涨到钱八九百文，河源县更是“斗米千钱”，许多县份相继发生饥谨和瘟疫，死人无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徙各地，或摘野菜充饥，或靠行乞度日，或以抢劫为生，或参加饥民抢粮暴动，或加入会党实行互助自救，至于活活饿死道旁的，更是不可胜计。

我们常说农民是“传统规则的奴隶，”但那往往是指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言的。然而，一但农民失去土地，或那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不能再给他们创造幸福，经营小块土地的幻想破灭后，他们的心理、情绪便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由安分守已、因循苟且变成桀傲不驯、大胆进取；由对现实的憎恨发展为对一切支配他们生活的精神、物质力量的否定。不是吗？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农民们，曾经千百次地、万分虔诚地向诸神佛祷告和拜祭，却始终无法使他们自已从厄运中超拔出来。他们不得不怀疑神佛是否灵验，或是否神通广大。而且杀气腾腾的官府还在神佛的名义下向农民进行明目张胆的掠夺和厚颜无耻的诈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要信赖他们呢？与此同时，一个悦耳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神，他神通广大，能创造一切和主宰一切，“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拜了上帝可使你们“日日有衣有食;无灾难，今世平安，升天永福。”农民们还被告知建立天国乐园的伟大计划。根据上帝的“旨意“，不必等待到缥缈的来世，也不必去憧憬虚幻的幸福，而是要在“凡间得真幸福。”这个人间天国被描绘为“新天新地”而显得光彩夺目：建立兄弟姊妹般平等关系，人人一心为公，田产均耕，分配划一，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既然旧的信仰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新神来奉呢？而且他作出了如此美好的许诺。这样，农民对洋教的狂热便不难理解了。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灵，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已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人们崇拜神灵实际是想借助神灵这一虚幻的力量实现他无法实现的事情。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