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是如何调整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高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过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中共愿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命去苏联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开关系。陈立夫一行经海路到欧洲，秘密到达德国，准备前往苏联。后来因为消息有所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得命令陈立夫等人从欧洲回国。

1936年，蒋的亲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向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的回答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随即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加快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两国邦交的复交谈判。1933年初，中苏复交。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双方实质性关系进展缓慢。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觉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胁，这使得苏联感到与中国合作的需要。1936年，陈立夫奉蒋之命和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希望与苏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知难而退”。蒋的这一举动还有另一考量:“使苏俄不要乘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但苏不愿和中国签定军事同盟条约。1937年春，经鲍大使和王宠惠外长多次谈判，双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苏联愿向中国提供军援。

1937-1939年是苏联援华的高潮。苏联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援华国家。抗战爆发后，立法院院长孙科三次赴苏，获得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杨杰将军任驻苏大使，专门接洽军火来华问题。苏空军援华计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活跃在中国几个战区(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页60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通过从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的战略公路，援助中国大量的军火，

1939年，蒋通过孙科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北伐时期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来华。加伦将军又名勃留赫尔，三十年代初升任苏联元帅，是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但孙科被告知:加伦是日本间谍，已被处死。当然，被强加在加伦将军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二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 1940年后，苏空军飞行员和顾问陆续回国，对华军援停止。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5年9月1日纪念抗战胜利特刊第19版

原题为《“攘外必先安内”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