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考上清华，得到舅舅的“另类”奖励

记得舅妈参加郭沫若领导的、编写《文成公主》、《武则天》和《曹操》三部大型历史剧的工作，需要考证大量史料。舅舅和舅妈让我抄写史料。我们用的格子稿纸是古版的，要从右向左、从上向下抄写。其实，他们是在培养我对书法、古文和历史知识的爱好。

舅舅经常笔耕，孜孜不倦地为社会、特别是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了大量历史丛书、小册子。每当新书出版，舅舅总会留下一本送给我。我几乎是舅舅的丛书类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舅舅对我从不说教。在我参加高考的前夕，师大女附中要求考生报志愿，舅舅仍然不为我画框框、定调子，只是要求我好好学习，认真读书，根据自己的志愿爱好，好好作选择就行了。揭榜之后，我告诉舅舅我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舅舅、舅妈十分高兴，还给了我一个别开生面的奖励——舅舅专程带我到郊外的鱼塘钓了一条大鱼，回家做了一桌“一鱼多吃”宴。饭后，舅舅又送给我一支从国外考察时带回的圆珠笔和他新出版的历史人物丛书。

４．我看了《海瑞罢官》首映式

舅舅与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合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属新中国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真实的历史，演民族的清官。“文革”时，该剧却被打成“大毒草”，定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行。最后，舅舅被迫害惨死狱中，马连良先生也魂归九天。

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映式那天，舅舅安排我坐在观众席上看戏。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家戏院，我也不大懂京剧艺术，然而我看得出，那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演出结束后，还看到舅舅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人上台，与马连良等演员合影留念。之后，舅舅和一些人又到了后台。舅舅一直等到工作结束，才带我回家。

舅舅与演员合影以及到后台开会，都是他的工作，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与往常一样，在我的心中，这次看演出的经历，是我和舅舅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我们整个家族便失去了昔日的安宁，全部成了重点打击、审查、迫害的对象。

关于舅舅带我去看《海瑞罢官》首演的事情，我从没提起过。后来，我们家被平反之后，我才知道，舅舅那天的活动，全被定性为反革命行动。甚至在后台开的会，也成了“策划推翻国家政权，准备二月兵变暴动计划的黑会”。

“文革”开始，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三家村”中的三个成员是：舅舅吴晗、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幸存者，只有廖沫沙廖叔叔。廖叔叔在世时，曾亲口对母亲和我讲过关于舅舅在狱中如何被揪斗、批判的遭遇，也谈到舅舅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挣扎着抗争和无辜死亡的惨状。后来，廖叔叔和我母亲都相继去世了，我便成了这些史实的最后见证人。

５．“舅舅受到了非人折磨

１９７４年秋天，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母亲听闻廖叔叔出狱，便带着我去见廖叔叔。记得廖叔叔的家是在一栋普通的楼房里。他衣着破旧、灰暗，神态饱经沧桑。一开口，就看见他没有牙齿，那是被打掉的。初见我们母女，他的眼睛闪着亲切的光芒和激动的泪花。当我们问到秦城监狱时，老人家百感交集，哽咽起来。

廖叔叔叹息过后，才慢慢开始说话。他先说起邓拓。在《五一六通知》见报的当天，邓拓就含恨自杀了。廖沫沙说他自己体型瘦小枯干，受不了几下子毒打，就昏死过去了。因为昏死，就免掉了下面的折磨。昏死状态保全了他的性命。他还说，吴晗舅舅的身体比他结实多了，总是靠着生命的力量，咬紧牙关，硬抗着折磨。他伤心地说，舅舅受的伤、受的罪都要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