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新的香山饭店仍修建在香山公园里，这是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当时香山公园方面来说，公园里不允许盖饭店，因为有大烟囱，污染环境。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进口了英国的设备，深挖地基，把锅炉房建在地下负8米，既没有了大烟囱，也消除了污染。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算落后。

香山作为曾经的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周总理是非常关注的。1974年，总理在邓大姐的陪护下来到香山饭店。香山饭店方面参加接待的有杨承海、于国恩。当时是4月份，总理来时，穿得比较厚，邓大姐对杨承海说：“总理身体不好，你们给找一个暖和一点的房间，让他休息一下，然后再去双清。”就是说，总理当时身体已经不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在1973年3月，周总理在玉泉山期间，曾到香山公园散步，他见到双清别墅的房间已经倒塌，就立即指示：这里的房屋要修复。并指名由当时北京市工交城建组副组长万里负责重建任务。后来，记者杜修贤拍摄了双清别墅重建后的照片，总理看过照片后，对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贾汀(“周家鼎”的化名，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军事秘书)说，现在要趁一些同志还健在，抓紧按原状恢复陈列，并对游人开放展出。总理是从香山饭店去的双清别墅，是由谁陪同我就记不清了。

周总理为什么这样关注双清别墅呢？周先生说，1985年6月11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以81岁高龄，在赵炜和高振普的陪护下又来到香山。她对香山饭店党委书记郭英说：“城里盖了那么多饭店，我都没去，就到你们这里来了”，“一定要办好香山饭店。”这是下午5点多郭英送她从香山饭店出来后，在去双清别墅的路上说的。郭英曾是国务院招待科科长，周总理邓大姐都知道他。邓大姐为什么要来香山呢？一是按她的秘书赵炜的说法，邓大姐要把想见的人都见见；二是我想，她是要实现周总理病重时的嘱托，看看重修后的“双清别墅”。邓大姐见到我时，握着我的手说：“我得到你入党的消息后，就想见你，又想着你们离城远，不方便。我呢，一是忙，二是病，不是忙，就是病，不是病，就是忙。”为什么是在“1985年6月”来香山呢？1985年5月13日，总理的亲弟弟周同宇(恩寿)去世了。邓大姐和周同宇是同岁。时隔不到一个月，6月11日，她就来了香山。我想，她是意识到自己也80多岁了，该见的见一见吧。邓大姐对五位书记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想看一看，看看重修后的双清，是一种怀念的心情。这次来，老人家了却了一桩心事。她不仅是来香山，去上海时，她也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故址，当时故址挂的牌子是“周公馆”。邓大姐看了说，“‘周公馆’是当年的称呼，现在用不着了，还是用正式的名字好！”后来就改为现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了。所以我想，1974年总理来香山，也是一种怀念的心情，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怀念。总理曾经说过，要记住这个地方。

那天邓大姐看过了双清别墅后，就去大连休养了。她可能是要去大连看看。她和总理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连遇险、脱险。关于这件事，现在有些资料上讲的不够完全、准确。邓大姐曾对赵炜和高振普说，“现在我该出来说话了。”赵炜、高振普说，“您是该站出来说话了。”邓大姐说：“对，赵炜，你给我拿笔和纸来。”赵炜说“别这么急呀！”邓大姐说“不，要只争朝夕！”写谁呢？写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周总理的这两个弟弟在他们的脱险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的大致情况是，周恩来、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路过大连时，遇到了驻扎在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因为敌人不能确定对方就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周恩来”，而坚称自己是“王某某”，是“商人”。当时周恩来给弟弟恩寿写信，就写了六个字，“问舅父好”，署名是“大鸾”。周恩寿一看笔迹和“大鸾”的署名，就明白这是哥哥来了……

周先生回忆道：周同宇对总理的感情极深。1976年1月9日凌晨，我听广播，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悲痛。当时我没有去西花厅，我知道我也进不去，而是立即骑自行车直奔周同宇家。一进门，就看到周同宇站在桌子上，正在悬挂总理的遗像。婶母站在地上帮助扶持。见到我后，就给了我一个黑纱。她手里还拿了一摞黑纱，他们家孩子多，提前作了准备。从这可以看出周同宇对总理、自己的亲哥哥的深厚感情。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参加为兄长治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