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进住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政党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