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