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 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