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从此打开了一扇大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尼克松举行会谈。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是，江青后来却诬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的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这件事起因于1973年11月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是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会谈结束后，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会谈的某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有错误，同时也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此事。毛泽东决定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办事一向谨慎、组织原则一向很强的周恩来事前已向毛泽东主席打过电话，回话说:“主席已经休息。”因此，毛泽东主席未能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当时有些同志特别是外交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会上对周恩来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意见。周恩来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反驳。

可是，江青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令周恩来，同时也令与会的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的行为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说了江青还不满足，接着便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回忆，在会议进行得紧张的时候，他们给周恩来总理送去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了。由此可见当时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和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一个月。

12月，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次开得好，很好”。

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批评江青: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她说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973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已经是很严重了。那时，他刚刚大量便血，却仍抱病与基辛格昼夜会谈，为国家、为民族的顽强意志，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动。1973年11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对他的意见和批评。他本人在那个总的形势下，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在预审中看这些材料时，被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操感动得热泪盈眶。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趁机借题发挥批”周公“。

此时的周恩来病情已极其严重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医院。

病床上的周恩来，仍然在操持着国家大事。

从开始制造的”伍豪事件“，到最后将周恩来”逼“进医院，”四人帮“一伙始终没有放弃对周恩来的诬陷和攻击。我在参加对”四人帮“的预审时，为了搞清江青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个问题，曾参加过有关的研究会。那一次是在公安部小会议室开会，主要是核实查对材料。记得参加会议的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于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江青预审组组长洪沛霖等十余人。后来有的文章说，”两案“办公室负责人刘复之、凌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讨论时，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密谈的记录。

于是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复印一份“密谈”记录给我们。

等了一会儿，回电说:“经请示领导不同意复印”，并说“这件事你们已经知道了，再不要向外传”。江华院长接着就宣布，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说了。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为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在预审结束后，公安部将这件事情定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同时写入了起诉意见书。特别检察厅在审查公安部提交的起诉意见书时，对这件事情又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当时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不能全部都算在江青一个人的头上。根据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定的，凡是毛泽东主席点头了的事情，都不能提起公诉的精神，因此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件事，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没有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