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思考者

《改革开放亲历记》，不但是胡平本人亲身经历的“信史”，同时也是他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背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思考，探索未来发展轨迹的“心史”。

在书中，他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胡平指出，中国历史上出现邓小平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偶然的。青年时期的邓小平留学法国，“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亲身体验过西方的生活”，“看到过西方经济发达的景象”，这是产生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因素。胡平强调:尽管似乎邓小平对自己的理论“没有系统的论述”，但是他“看到了中国的格局”，“指出了一条发展的道路”，这是最重要的。而且邓小平的论断非常到位，非常坚定。为了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发展中国，他始终主张“不争论”，扎扎实实地搞建设、促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与众不同的独特品格。

历史已经证明，开放不是亡国而是强国；那么，开放会不会亡党？胡平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努力加以解决，经受历史的考验。因此，党要不断总结执政经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首先要解决民主问题，根据本国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制度，加强党内民主，推进基层民主，正确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其次，要解决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问题，进而解决全民族精神支柱的问题。

作为当代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首倡者和商业文化理论的奠基人，胡平对文化、中国文化和商业文化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文化是可以传播开来并传承到下一代的人类优秀创造物，是一种蕴蓄着传播力、影响力、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生命形态。中国文化的发端是多源的，是多民族文化的组合，是多流派的；中国文化的这种丰富性与统一性，反映了它兼容、开放和富于适应性的内在特征。我们不能在追求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原有的一些好东西都破坏了，只知“钱”，不知“道”，只知道金钱是万能的，而不懂得道德、道理。要把“八荣八耻”变成社会舆论，使之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书中还提到:世界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是多种文化竞争的必然趋势。因此，要认真研究，如何补上世界海洋文化这一课，使中国传统文化、本土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所认识、所接受，用善意的和平方式与世界各国竞争。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提前研究，制定对策，抵御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消除其负面影响，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

这些立足于改革开放基础之上的思索，确实振聋发聩，使人警醒。

个性鲜明的言说者

作为原来的“封疆大吏”和共和国政府部门的主管，胡平不但有着一切共产党人所共有的原则性，而且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历史的结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态势，他的判断是:“苦海有边，回头无岸”。市场经济汪洋大海的“边”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再想回到计划经济的旧“岸”，则已然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另一位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田纪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一书中也写到: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议，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不妨也办一个“左派经济特区”，与深圳这些现在的特区比赛一下，用实践的结果来验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见该书第425页）。当然，历史已经为“比赛”做出了结论。

胡平指出，“这种开放的信心，归根结底来自我们自身竞争力的提高”。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条原则:第一是公有制，第二是效益，第三是服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已经走上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前台，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了。按照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则，“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卖劳动力”。他以欧盟的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计划为例，指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要成为标准制定者”，这是企业发展到顶端的标志；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他认为，对外开放的核心是市场化；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保持起点的公平。市场化不等于自由化，因此，政府要有一套引导宏观经济的规则和法制，推动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公共空间、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健康发展。

对文化，胡平一直情有独钟。他结合自己的实际感受，指出在许多时候，“软实力”强于“硬实力”，因此，“软实力”和“硬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他看来，“软实力”是很广泛的，包括文化、外交、社会责任、科学技术、专利发明、人的素质等方面，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

读史明鉴。从胡平这些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实践与思考中，不但可以告诉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且可以预示我们将来还会发生些什么事。

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作者为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