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发生在金山县的“破坏”样板戏事件，原是南市区红卫曲艺队在工宣队领导下到金山县兴塔公社参加劳动，曲艺队的革委会委员施春年利用业余时间在所在生产队和邻近大队开讲《智取威虎山》。为了说明破坏革命样板戏具有普遍性，施春年也被树为反面典型“陪绑”。《情况调查》说施春年“不仅滥用低级庸俗的噱头，丑化杨子荣英雄形象，还擅自套用《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情节，编造了一个杨子荣《飞马比双枪》的‘故事’。……甚至把‘八大金刚’篡改为‘九大金刚’”。“长达一小时的‘故事’，尽是卖弄资产阶级噱头……完全把杨子荣说成一个满嘴黑话，匪气十足，庸俗低级的江湖侠客。”

《情况调查》说，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洪富江这样的明目张胆地丑化、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旧艺人，一些有关领导竟一路大开“绿灯”，尤其严重的是不少同志边听边哈哈大笑，听得出神，根本没有发现问题，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捍卫革命样板戏的斗争。据《情况调查》反映:对施春年“严重歪曲和丑化革命样板戏”的故事，金山县兴塔公社的生产队以上干部几乎都听过，许多人赞不绝口，不少大队纷纷打电话要求公社革委会统一安排去巡回演讲。

由此掀起一场运动

张春桥抓这个典型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中心是贯彻“九大”方针，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通过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以及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等，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但“九大”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军队势力崛起。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他手下的人都进入了政治局。张春桥、江青认为，军队势力太大，对他们是威胁。借助“样板戏”接近江青，又借助批《海瑞罢官》接近毛泽东的张春桥，则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借题发挥，在上海掀起一场保卫革命样板戏，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运动，意在进一步巩固江青的“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地位和由他们控制的中央文革的权威，为与林彪一伙争权夺势增添筹码。

这场运动以大批判开路。上海当时的主要报刊在全文刊登市革会文件批转的《情况调查》后，用头版等许多版面连篇累牍组织了后续报道和大批判文章。其间，文汇报、解放日报还用连环画、水粉画、版画等艺术形式，整版连续刊登样板戏图画，并全文登载《智取威虎山》等演出本，和主要唱段选辑。从1970年开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全市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街道各级领导亲自带头，层层发动，狠抓组织落实。以后又进一步向全国、全军推广。

样板戏本是从原先较成功的剧目修改或移植过来的，是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创造，同时又充分利用了传统京剧的长期结累。但一旦成了“样板戏”，就严格规定“不走样”，比如《红灯记》中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的面积，补在什么地方，各剧团、各剧种的铁梅必须完全一样。至于唱词念白，更规定一个词儿都不能改。上海县新泾公社有农民业余作家将《白毛女》改编成沪剧，便以“破坏革命样板戏”论处，主要改编者被判了4年徒刑。以讲故事、演戏剧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案例，全市工厂、街道和农村曾被“揪”出多起。1970年4月25日，在全市公判大会上，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静安区谈元泉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170多处，演唱活动280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1.6万人次。加上“腐蚀毒害青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他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中5人被判处死缓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洪富江成为破坏样板戏的典型后，被押到全县各乡镇和市区一些单位批斗，复旦教改队也派代表参加批判并“消毒”。这年的除夕，洪富江被批斗到深夜11点，到年初一早上6点又继续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批斗会上还联系他曾先后娶过三个老婆，说明他是没有改造好的旧艺人，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等等。其长子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当教师的女儿下放劳动，亲戚朋友断绝了来往。有关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县革会一律写检查报告，一百多名干部受到牵连。当然比起那些因破坏革命样板戏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文革”后才得以平反昭雪的人，洪富江还是幸运的。他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1977年他得到彻底平反。这时他的生活濒临绝境，政府为其落实了政策，他担任了上海市民间艺人协会理事、上海县民间艺人协会主席，政府每月给他发津贴。当县文化局领导给洪富江送去棉被和补助金时，他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40年前的这起所谓“破坏革命样板戏”政治事件，以及由此展开的保卫革命样板戏运动，曾经声势浩大，但在40年后，当笔者询问一些同志时，大多对此已经淡忘，比较多的人对当年因“破坏革命样板戏”有人被枪毙的事依稀留有印象。查找“文革”资料大不易。而徐景贤在他的长篇“文革”回忆录中，对这件事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