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春桥的批示，1970年1月20日，一份《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以下简称《情况调查》）完成。《情况调查》将这件事提到捍卫革命样板戏和破坏革命样板戏的阶级斗争高度，体现了张春桥的意图。张春桥亲自起草了一份文稿，1月23日，他在将文稿传送上海市革委会的同时，给徐景贤、王少庸、马天水、张敬标、张宜爱等市革会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你们多多修改，如同意，请印市革会文件，并登《支部生活》，如感到《支部生活》刊期长，同时登工人造反报如何？刊登时，可以改成编者按。”次日，张又在信后加了一句:“在发下去之前，我再看一遍清样。”

1970年1月25日，经张春桥起草并审定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70]5号文件发布。文件转发了《情况调查》，印了2700份，发至上海市各级革命委员会。文件要求各级革委会的“每个委员至少都要读一遍，并且在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式讨论一次，并把你们的意见报告我们。”张春桥在文件中强调:“我们所以郑重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不是小题大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他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三年多了。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歇一歇了，至少可以少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了。保卫革命样板戏，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那是文艺界的事，同我没有多少关系。果然是这样吗？洪富江、施春年来给我们上课了。这一堂课……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你想歇一歇，人家可不歇；你不管文艺，文艺来管你；你不批判‘四条汉子’，‘四条汉子’就跑到你家门口大肆放毒，而你居然还兴高采烈地替他叫好，这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的革命同志好好想一想吗？这类事，不是发生一件，也不只是上海县、金山县有，别的县也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

所谓严重问题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转发的《情况调查》，罗织了洪富江的“严重问题”: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竭力歪曲、丑化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故事员”完全不按《红旗》杂志发表的十月演出本讲述，而是编造了许多庸俗低级的情节，大肆卖弄噱头，哗众取宠。

故事员队伍是上海郊区在“四清”后“文革”前，根据中央关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的要求建立的，每个大队和有条件的生产队都有。那些故事员大都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通过审查考核、组织培训。而洪富江并不是故事员，他文化较低，年龄较大，是一个民间艺人，主要在乡村小会场说沪书。他看不到《红旗》杂志，当然不可能严格按《红旗》杂志发表的演出本讲故事。至于编造情节、卖弄噱头问题，这在说书艺人是很正常的，当然这里面有健康的也有不大健康的，洪富江讲《智取威虎山》也属这种情况。但《情况调查》却指这些为“放毒”或“破坏”。

例如，在描写杨子荣时，说他“肩膀阔、胸脯厚、耳朵大，生得一双虎目。”甚至把英雄杨子荣与匪首座山雕相比，说“座山雕的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的门槛精到九十七，这叫‘棋高一着，伏（服）手伏（服）脚”。讲《打虎上山》一段，说“杨子荣跨上青鬃马，连打三鞭”，“为啥不打一鞭，不打两鞭，不打四鞭，也不打五鞭呢？……这叫拍马三！”这时引起哄堂大笑。《情况调查》认为这“尤其恶毒”，“竟敢污蔑杨子荣‘拍马三’（即‘拍马屁’）。”最后说到“活捉座山雕”，洪富江又把杨子荣说的“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篡改为“座山雕，今天叫你看看我杨子荣的厉害！”这些都被认为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英雄成长的作用，极力丑化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形象。

又如《情况调查》说洪富江“对反面人物编造许多庸俗低级的情节”:在讲“计送情报”一段时，从杨子荣担任值星官，带领一批小土匪操练说起，“杨子荣对小土匪说:看到一发绿色信号弹，就要‘向前跑’；两发绿色信号弹，就要‘加快跑’；三发绿色信号弹，一定要‘拼命跑’，并且关照不准朝后看一看。看到红色信号弹就停止前进。”“当杨子荣连打三发信号弹，这批小土匪个个拼命穷跑，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当中横里断气。”“有的小土匪跑得裤带也崩断了，有的拎着裤子跑，有的裤子掉下来也只好拼命跑。”还胡说“有的小土匪跑得屎尿都拉在裤裆里了。”由于他绘声绘色，场内笑声不绝。说到“百鸡宴”一段时，先是形容土匪们狼吞虎咽的情节，最后插出一句:“一个个吃得饱透饱透，上撑喉咙，下撑臀拱（肛门）”。《情况调查》认为故事员是用这些庸俗低级的情节，“以达到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目的”。

最近笔者邀请原上海县文化局的几位同志在七宝镇一茶馆座谈，说起当年的事，似有隔世之感。几位老同志说，像洪富江这样说书，在那时是很正常的，即使今天明星艺人的演出中，也有噱头之类俗文化的东西。说他反党、搞破坏，是“笑里藏刀”，没有人相信，当时下面讲“洪富江触霉头”，但大家不敢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