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这是中国驻瑞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赴任还不到两个月的耿飚大使穿梭于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之间，身旁的赵兰香身着一袭传统丝绸旗袍，令众多宾客眼前一亮。

席间，有人问耿飚:“你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耿飚笑笑说:“我的那个兵，也就10多万人吧。”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听后肃然起敬，“啪”地一个敬礼，说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这时，旁边的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飚碰杯，还称赞他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耿飚就这样凭借着将军的风度和大使的谋略巧妙地做出回应，他说:比起我们伟大的国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我愿意做一架两国之间发展友谊的桥梁。招待会后，当地报纸纷纷撰文曰:“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

外交无小事，一个字母重千斤

耿飚刚到任不久，便赶上了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病故。当时耿飚正在丹麦筹备建馆事宜，就嘱咐驻瑞使馆写一封吊唁信函给瑞典外交部送去，表示对国王去世的沉痛悼念。那时候，中国驻瑞使馆还没有人懂得法文，于是就写成了英文，请使馆雇用的一个法语顾问将其翻译成法文，再由工作人员照着翻译好的内容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机打出。吊唁函打好后，使馆秘书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一看吊唁函，立刻大皱眉头，使馆秘书感到很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工作人员指着吊唁函说:“这个字不能这样写！”使馆秘书返回去，找到法语顾问一看，顿时冷汗涔涔，这下可闯大祸了。原来，使馆工作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其中一个词漏打了一个字母，原本“沉痛地”变成了“荣幸地”，意思截然相反。耿飚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并亲自送到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外交部表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吊唁函上下文的意思，确认这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且大使本人亲自来道歉，重新吊唁，让人深深感到中国是一个礼仪之国。

一个小失误险些酿成大错，耿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外交无小事”这句话的分量。

关键时刻用生命保卫周总理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机场，很多民众早早就等候在这里，迎接前来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当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缓缓走出机舱的那一刻，整个机场沸腾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个身影始终寸步不离地跟在周总理身边，凝重而紧张的面孔与周总理从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

1954年初，在印尼召开了万隆会议。然而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当局在印度尼西亚企图暗杀周恩来。虽然周恩来一行临时改变路线而幸免于难，但此次暗杀事件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让黄镇大使不能不感到忧心忡忡。

1955年4月16日，雅加达的空气异常凝重。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此前，黄镇已经安排好了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华侨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大使馆成员更是全体出动，筑起层层人墙，用身体保卫周总理的安全。尽管安保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但黄镇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为转移视线，使馆共派出3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总理。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总理应乘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乘坐第二辆车紧随其后，可是就在临上车前，黄镇突然临时改变了计划，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坐上周总理的车做掩护。

看到丈夫出人意料的举动，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了，她迅速和一名翻译钻进了第一辆车。机场外、大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因为车上挂了窗帘，人们都以为车里面坐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而此时，坐在车内的朱霖感慨千万，她心里想，如果真出了事，我们能代替总理也是值得的。

在万隆会议期间，黄镇就是凭借这种胆识与谋略，保卫了周总理的安全，展现了将军外交家的一片赤诚。

新中国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在第一届任期满后，除个别同志返回部队外，多数同志继续战斗在外交第一线，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共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1984年底，最后一位在任的将军大使丁国珏离任回国。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国外交舞台。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将军大使们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那一段将军当大使的时代传奇将永久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