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

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

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①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