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自然称是。

在青山大饭店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

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

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不准:“你是说要回去？”

“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

然而，世事难料，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差点作罢。

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他们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钱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的一个晴朗之日，杜月笙散步，路过钱新之家门口，便登门拜访了钱，并共进午餐，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钱亦想加入，但问明情况后，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听说此事，也都想打退堂鼓。杜月笙着急，叫手下人再去说服钱新之，结果仍未说动。于是，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急了，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便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亲共”行为极为不满，以至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