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29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为“八大”的军事发言稿，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发言稿起草好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他高兴地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军事工作发言稿除标点外，还有一万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缩短。是否可用，请审核。”

发言稿很顺利地通过了。送审稿退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在文稿的上部作了如下一段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下面又附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意和欣喜之情。

从这样一些具体事情上可以看出，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上的配合也是默契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任何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都完全一致。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的提法和有些工作的做法，也曾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很快又会一致起来。

1957年11月，彭德怀以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随毛泽东、宋庆龄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跃进。不是一家报纸这样提，而是许多报纸这样提；不是一处这样提，而是许多地方这样提，有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当时，彭德怀对这一新提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跃进”和“飞跃”是一个意思，它代表着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说明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这是彭德怀对于“跃进”这个口号最早萌生过的一点不同看法。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1958年春节为《解放军报》撰写《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不仅使用了“跃进”这个词，而且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社论写道:“……要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一个《人民日报》，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全国性的报纸，同一天发表的文章，提法却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不多见，也是不应该的。彭德怀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军队应该服从中央统一的提法，和中央一致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中不仅使用了“大跃进”，而且把它作为一次运动明确地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于“大跃进”这一提法尽管还有些疑虑，但不论是发表文章和讲话，都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没有再使用过“大发展”这一提法。

彭德怀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这个提法，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彭德怀是3月12日到达成都的。在那次会上，他听了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时毛泽东的二十几次插话和他的几次长篇讲话，深受启发。毛泽东在讲话中详细叙述了总路线的形成过程，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总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

毛泽东讲的是当时全党和全国的情况，并无具体所指。但彭德怀却觉得毛主席的话仿佛是专门针对自己的思想情况讲的。特别是毛泽东讲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的时候，彭德怀受到极大鼓舞，他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听到了向敌人发起总攻的号令，热血沸腾了。毛泽东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深刻，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说: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确实被打动了。原来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