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小组，肩负侦破重任

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安全小组有孔原、廖承志等总参谋部、外交部、调查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研究对策。重要决策报周恩来总理批准。

3月28日，广州各有关部门组成刘少奇出访安全保卫小组；4月2日，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属各有关单位抓紧了解港澳和有关地区的美蒋特务情况，搜集敌特针对出访的破坏计划，了解行动特务和骨干特务的行踪、爆破器材储藏情况以及向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南越等地输送特务、转运器材的情况；4月9日，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下达关于刘少奇主席出访安全保卫同意部署的意见；中国驻印尼、缅甸、柬埔寨大使馆，从3月以来分别部署了刘少奇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4月初，我方获悉台湾情报局西贡甲种站站长廖时亮经香港去台湾研究“湘江计划”的情报后，立即派出廖旧时同窗好友罗炯林前往香港，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对廖时亮进行警告。

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确保刘少奇主席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中央安全领导小组还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司长吴济生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侦破“湘江案”。

当时袁庚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主管东南亚工作，是一位传奇人物，经历了军界、政界、外交界的几十年风雨沧桑。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飞抵金边，当晚听取中侨办吴济生和大使馆秘书王树人介绍当地敌情，翻阅了近半个月以来使馆和国内有关来往文电。次日，袁庚与使馆的有关人员一道到金边和各个访问城市的主要街道建筑物和国民党特务地址现场视察。

4月10日，陈叔亮大使回馆传达了国内对刘少奇访柬的各项有关指示。会后，根据吴济生提供的名单，先遣组人员开始接见侨领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经过审查，先遣组将他们分为一、二、三线配置，达二百六十多人，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地广泛而又有重点的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大使馆根据先遣组的建议，在使馆安保组下建立了类似作战室的小机构，针对“湘江案”绘制敌情组织系统表、特务住地和可疑地点的敌情示意图，每日按情况变化标签，制订人物卡片。

4月11日，特务联络员陈海通在边界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十多公分长雷管的厚纸盒，谎称是“无线电零件”。肖成真的以为是“无线电零件”，把它放进裤袋骑上自行车上公路，准备转乘汽车回金边。在路上他发觉裤袋中的雷管丢掉了一支，就立刻回去寻找，没有找到。肖成对丢失了的“无线电零件”并没有在意。到家时农稔祥已焦急地在门口等着肖成，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东西带回来?”肖成便将情况告诉他。他听了惊恐地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成笨头笨脑地回答说:“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丢了就再买，或再向陈海通多取两支不就行了。”农稔祥见肖成“笨”成这样子也无可奈何了。

16日，肖成去向陈扬等人汇报。他把那两支“零件”的形状画出来。安保小组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安保小组把有关情况向国内汇报。第二天，国内发来密电，指示“迫切需要掌握敌情，首先是坑道爆破地点、器材存放地点和执行人”。

17日晚10时，袁庚在与代号为P021联络员见面时，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成为农稔祥带给台湾的信从12日至17日共积压了9封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原因是西贡交通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农稔祥要肖成19日再去边界联系，并且又新交给他一封急信。

袁庚等人估计这10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断定信中必然涉及“湘江案”的具体部署。当时已经是深夜11时，估计肖成明日凌晨3时会乘班车赴边界，必须截住肖成，传达将信带回的任务。

天将拂晓，联络员P021赶到边境检查站附近，赶上肖成，传达了袁庚和陈扬的指示，叫他把留在边界尚未送走的9封信件取回来。肖成取回信，赶回金边已是18日下午2时。

拆开信件，除两封是国内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写。从安保工作的角度来看，最感棘手最焦虑的问题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争取敌人信任至最后一分钟。

事态危急，大使馆在19日向柬方提交了有关案情的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