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如火 征募人员回国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祖国的南大门被日军堵死。大批作战物资屯积在缅甸的仰光、曼德勒、腊戍,急需运回国内。这样,刚抢修起来的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抗战对外通行的惟一的一条“生命线”了。

这条“生命线”是1937年底至1938年8月速筑速成速通车的,路况极差,只好边通车,边抢修;边塌方,边补修;边拓宽,边铺石。当时日本侵略者专门成立“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频频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极力封锁破坏。在路况如此恶劣的公路上运输战略物资,没有质量好的卡车和技术过硬的司机是万万不行的。而当时国内既缺好车更乏司机,导致公路事故频频发生,“生命线”被称为了“死亡线”。

在如此紧迫的情势下,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驻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只好请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简称,成立于1938年10月)救援。于是,演出了华侨机工在滇缅路上建奇功的一幕。

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和总会的其他领导人接到紧急请求,认为事关祖国抗战大业,决定全力以赴。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得悉后,马上正式提出“征募”汽车驾驶员500名、修理人员50名回国到滇缅公路抢运作战物资的具体方案。

南侨总会接函后,马上发动广大侨胞捐献卡车,又于1939年2月7日和3月9日分别向南洋侨胞发出征募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的第六号和第八号通告。六号通告对征募回国的驾驶、机修人员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并提出严格的要求。八号通告要求再次征募汽车驾驶员350名、机修员50名。

4月6日,南侨总会又发布《机工回国服务信约》10条,明确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一切精神动员的基本信念,也是为争取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的最高信念;为要争取全民族的自由,必先牺牲个人的自由”等10方面的要求。这10条机工信约,严格地规定了华侨机工回国应遵守的各种纪律。

通告、倡议发出后,各地华侨救国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并层层落到实处。如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救国组织颁布了回国机工服务团简章,对回国服务的宗旨、资格、组织、职员、信条以及费用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槟榔屿华侨组织迅速制订了“槟城工程队回国服务团守则17条”。槟城华侨筹赈会倡议成立“汽车司机公会”负责机工的审查选送。

各地有的请中学体育老师为机工准备入伍的军事训练;有的请文化教员为机工补习文化;有的发动缝纫店、服务店给归国机工赶制中山装、短便衣;有的酒楼、饭馆为机工招待送行顺风酒……总之,华侨各界大力支持。经过广泛认真的发动和准备,东南亚各地大批华侨机工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园,奔向战火纷飞的祖国。

1939年初,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急召唤和南侨总会的广泛发动下,南洋各地华侨掀起了送子送郎回国服务的热潮。华侨青年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地涌向各报名地点。有的后生为了合格,虚报年龄或隐瞒岁数,更有的女扮男装。最后选定合格的机工3200多人,远远超出政府要求550名的征募数额。

在报名中还出现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新加坡有位从事机修20多年的师傅,每月薪水200多元,生活优裕、技术娴熟,他听到南侨总会的号召后,毅然报名,并拉了七八个青年徒弟自备修理工具回国服务。

泰国21岁的华侨机工蔡汉良,既是司机又懂修理,他料定家里不会同意,便背着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的筹赈会去报名。报名时却遇见叔叔的好友侨商王联辉。王规劝他不要回国,并提出:留下来与其女成婚,或独立开店收购橡胶,或提供汽车给他去经营客运,条件十分优厚。但这些好条件都拴不住蔡汉良的一颗爱国之心。

马来西亚华侨林来是个刚20岁的小伙子,开车、修车兼长。他认为自己虽出身国外,但是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现今祖国有难,自己应尽一个华夏子孙的义务,看到通告后,便和几个朋友一道,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更为难得的是,在归国华侨机工中,有4位女华侨青年整装随行。她们的芳名是白雪娇、陈娇珍、朱雪珍和李淑美。当中的白雪娇还是瞒着父母离家归国的,她在临行前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动情的告别书:“家是我所恋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怀念热爱的。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而新婚不久的贺玉兰女士,毅然与丈夫双双回国,丈夫战斗在滇缅路上,贺玉兰则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奔赴广东东江抗日前线。

1939年2月18日,廖国雄、白清泉率领第一批华侨机工从新加坡启程。机工们身穿统一的制服,列队整齐,步伐一致,穿行于十里长街两旁欢送的“人墙”之中。此后,一批接着一批回国,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