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狱长在接到报告后，有可能会再次查验证件与法律文书，而且还极有可能亲自与南京地方法院通电话核实此事。典狱长在核实无误后，才会批准开释，并将法律文书留在监狱狱政科备案。到这一步，还不意味着所有关节都已经打通了，有可能还会再过一关———监狱警卫大队大队长。

另外，把松本二郎带出来的那两个狱卒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是这些人中最有经验的，可以说任何破绽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只要他们把疑点向其他监狱官员一提，哪怕松本二郎已经到了监狱门口，也有可能仍被抓回去审查。

小野昭根据上述各道步骤，理出了各个环节上需要搞定的人员，在和助手反复商议后，两人认为:典狱长、法院庭长不好对付，是否可以另外物色能够替代这两人的角色，让他们在这两人不上班时，代替两人行使职权。

小野昭立即让部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中央军人监狱与南京地方法院在星期天都是不办公的，只留有相应的官员值班。

小野昭大喜:“那就好了，我们可以选在某个星期天行动。先在那些值班官员中挑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给予重赏，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是完全忠于职守的。”

目标确定后，“鹰机关”很快就指使日本特务小竹以浪人身份结识了中央军人监狱狱卒牛阿孝，并以40两黄金将他收买。接下来，牛阿孝便在监狱内部活动开了。巧的是，中央军人监狱的一名叫鲁一城的狱政官和牛阿孝有些亲戚关系，于是牛阿孝就先将其拉下了水，“鹰机关”也给了他40两黄金。

鲁一城经常和几位典狱长接触，其中一个喜赌嗜色总是寅吃卯粮的名叫徐胜的副典狱长被鲁一城介绍给了日本人。因为是副监狱长，“鹰机关”出的酬金要高些，是60两黄金。

剩下的，就是在南京地方法院选择目标了。

三

“鹰机关”的办事效率的确很高，他们很快就将目标对准了时任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

“鹰机关”了解到，这位李督察长好色。于是，他们雇佣了一名艺名叫“红蔷薇”的舞女去勾引李柏龄。“红蔷薇”人如其名，生得娇柔妩媚，身姿婀娜。美色面前，李柏龄果然乖乖就范，很快就与“红蔷薇”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的程度了。

这时，“红蔷薇”突然提出要与情郎一起东渡日本，结为百年之好。美人的这一提议，李柏龄自是求之不得。但他担心两点:一是到了日本后的工作问题，二是眼下手头缺钱，别说安家费了，连路费都成问题。“红蔷薇”却“情意绵绵”地表示:钱，她有一些，足够在日本花销一两年的；工作，问题也不大，她认识一位日本商人，只要现在先帮他解决一个问题，到日本后的工作包在他身上。李柏龄其时已经难以自拔了，不假思索地点了头。于是，通过“红蔷薇”牵线，李柏龄跟小野昭的助手见了面。双方议定:行动之前，日方先给李柏龄黄金30两及日本护照一本；事成之后，加付黄金20两，将李和“红蔷薇”安全送往日本，抵达后给予安排工作，并赠送住房一套。

1936年12月26日，这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上午9时半，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吉普驶至中央军人监狱大门外，随后，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向岗哨出示了证件和公文，两人声称他们是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的公事。

值班狱政官鲁一城出来查验了来人出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打电话唤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书记员看了犯人名字后，想起这吴兴良乃是外籍犯，又是判了重刑的，于是就提出释放这个犯人得向值班典狱长报告一下。于是，他就去找了副典狱长徐胜。那徐胜当然知晓是怎么回事，二话不说，提笔就批。

鲁一城叫老书记员拿了释放证去重刑犯监区通知放人。那边，狱卒牛阿孝早已等着了，便叫着松本二郎的假名字把他带了出来。

到了大门口，岗哨再次查验文书后，就放行了。

就这样，日本间谍松本二郎被营救出狱了，不久，逃回了日本。

这件事原本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因为监狱方面有那份伪造的法院“特种刑事裁定书”，不知情的官员都会认为释放一个犯人是正常的。监狱是刑罚执行单位，并不参与对犯人的复审；原判单位法院则以为他们所判的犯人还在监狱服刑，一向也无到监狱查看的例子，监狱里少了这样一个犯人的事法院是不会知道的。哪知也是合该有事，仅仅过了四天，这件事就给捅了出来。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一名秘书前往中央军人监狱代表他探望一名美国囚犯，秘书在跟这个美国犯人谈话时无意间得知了此事。回去后，秘书将此事也顺便告诉了何应钦，何应钦是党国要员，对法律自是知晓点的，感到此事有点不可思议。

过了元旦，何应钦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正好碰到了司法院长居正，便把听到的事向居正说了。居正听后大为震惊，连说“怪事、怪事”！会议结束后，居正当即驱车去了南京地方法院。一了解，该院根本没有给“吴兴良”改判过。南京地方法院见这事竟惊动了司法院长，也是大惊，当即向中央军人监狱查询是怎么一回事。中央军人监狱一查，“吴兴良”开释是有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书的，于是据实汇报了。

这样，这起罕见的越狱案件终于给捅了出来。

由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当天就知悉了该案。次日，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蒋介石闻讯大怒，当场下令:严查严惩，不得姑息！

复兴社特务从鲁一城、徐胜争着要在案发日值班这一点上就找到了突破口，不问长短，先把两人逮了进去。鲁一城、徐胜哪里吃得住复兴社特务处的刑罚，三两下就乖乖招供了。于是，狱卒牛阿孝也进了复兴社特务处的看守所。复兴社特务处在弄清案情后，曾对“红蔷薇”进行侦缉，但未能将其缉拿归案，据说因为她已逃往东北了。

越狱案给捅出来后，李柏龄马上告假回了陕西，想避避风头。不曾想他前脚刚踏进家门，追捕人员后脚就到了。

如此重大的案件，南京地方法院已经不能受理、审理了，于是司法院便将案件发往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审理。当时最高法院的院长由司法院长居正兼任，他下令，该院特刑一庭负责审理该案。

1937年2月8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特刑一庭对该案进行了判决，判处李柏龄、徐胜、鲁一城、牛阿孝四名案犯死刑。由于是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所以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同年2月25日，该案四犯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