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时，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引来非议，影响自己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即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时，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1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便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牧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相互情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长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须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刻，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谁也不愿意过早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易食”现象愈演愈烈。

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地使餐桌相对丰盛一些。进入元月中旬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它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家中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元月25日的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便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了这段经历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力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得“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思，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饥饿威胁一天天的加重，官兵们不得已才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替代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食用乌鸦，相关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冻成了冰)，最后做成菜汤，虽然很苦且都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的春节“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下了。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人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一些“贺岁钱”(也叫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眼前的一切，使得这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拿“贺岁钱”时，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的抱起，讲一些他（她）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其注意力。

“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家，朔风列列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

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零下三十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万多人倒下长埋在异国的冰天)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信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小孩从海参威坐轮船绕道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8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然后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主要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退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