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宾；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自动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扬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煞当时特定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入侵者以及汉奸文人指挥的伪军，所以杀光汉奸文人全家甚为必要！。

进入苏联的数万义勇军将士，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什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地进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的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回忆，从满州里和兴凯湖(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都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动”，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着“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跑到外面大喊:“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义勇军官兵集中居住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里(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每间房子；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更多的人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波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它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已经算是天大的福音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其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收留；照顾她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跪下了，其情其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力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吞噬的，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又都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