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战在全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众有了抗战的合法权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热潮。那时，牺盟会员每人胸前挂一个牌牌，在太原、在山西，是很神气的。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同志到太原后，我还给了他一个牌牌，他感到工作起来方便多了。因为有这个牌牌，警察不敢惹他。同时，有了一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军。这是我们在华北战场上除了八路军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中心。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日战争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1937年9月，毛泽东几次就这一思想向全党发出指示。9月29日，他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八路军总部和三个主力师陆续进入山西，配置和展开于山西各战略要地。

问：中国共产党把八路军总部和三个主力师都放到了山西，等于把抗日游击战争的主战场放到了山西。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北方局和八路军来到山西以后，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使得我们有了主心骨和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接着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建立抗日政权，和八路军三大主力一起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决死队成立后，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我率领部队到达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前面说到，阎锡山这时很是依赖我们，对我到晋东南很是支持，委任我为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很快又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我到任后，首先行使第三专署专员的权力，将所辖沁县、沁源、安泽等13个县的县长采取重新任命或替换的方式，撤换那些贪生怕死、不积极抗日的县长，改由共产党员担任。沁县县长是沁县牺盟中心区负责人、25岁的史怀壁同志。上任时，我还送他一匹日本东洋大马、一支手枪。这样，我们很快就把太行、太岳大部分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这时，牺盟会的工作也十分活跃，继续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当山西旧政权下的县长们纷纷“自行告退”即逃亡的时候，牺盟会推荐了一大批勇于牺牲救国的进步青年担任县长，勇敢地承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到1939年夏，牺盟会会员总数达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中，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因为坚决抗日，这些由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担任的县长深受群众拥护。山西新军这时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39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卫旅、一个暂编师、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旧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

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对支持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八路军三个师不但可以顺利地进入山西，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就是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三大根据地的最初“地盘”不是八路军打下来的，而是我们合法地从阎锡山手里拿过来的，或者说是阎锡山“拱手相送”的。这样，八路军三个师的屁股坐到了山西，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有了前进的基地。

第二，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当专员和县长的所在区域，都是八路军兵源和粮草源源不断的供应点。牺盟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动员起来的山西民众也纷纷参加了八路军。一二W师1937年9月刚到山西时是8200余人，到1938年初已扩大到2．5万余人。当时有的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八路军中十个人，有一个老红军，一个西北人，八个山西人。这当然是一个不很确切的说法，它只是形象地说明山西人当时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之多。抗战之初，刘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要“扩红十万”，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八路军总部到达沁县后，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我对史怀壁县长说：对八路军总部和医院，要保证供应，可按合理负担的方法解决。为此，史怀壁同志还专门到小东岭八路军总部面见朱总司令。由于阎锡山有许多兵工厂，枪多、炮多，新军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因而八路军从新军这里得到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