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