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

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