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却互相不知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当时即有传闻说北平密台是被保密局从袁永熙、陈琏夫妇家中起获的。后来许多资料也都以讹传讹，混为一谈。

王石坚情报系统遭破坏虽然最终没有影响到其他系统，但亦是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事件很快被中共中央掌握，足以令整个中共情报体系引以为戒。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