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期间韩国人在京无法无天 贩毒为业敲骨吸髓
2009年10月21日 09:37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

吸烟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精神颓败,整天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妓院老鸨为了笼络买来的妓女,让她永远俯首帖耳被自己剥削,就故意让她吸食鸦片,鸦片抽上了瘾,这个妓女就不想嫁人了,因为嫁了人,有这口瘾,也不能安分过日子,谁愿意娶这样一个女人呢?这样,她就一辈子陷在苦海里面。

例如青风巷有个鸨母人称晁四小姐,买了个养女叫丽娟,人长得很美,晁四小姐就教唆她吸烟;她有点私房也都在烟枪里喷出去了。还有个妓女,名叫春凤,因为抽上鸦片,人老珠黄后,便只好当野妓,因没存下一分钱,连个住处也没有。有时,深夜里她还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过路的人远远看见她,像个鬼一样,猛一见,真会吓一跳。

1949年前,北平是华北地区的毒品(鸦片)主要集散地之一。1942年,北平的烟膏、烟土店多达320家。1949年后,毒贩们纷纷转入地下,以开设茶庄、皮毛店、药铺等为掩护,继续贩毒。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毒犯恶习不改,直到1952年左右吸食、贩卖鸦片的现象才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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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金起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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