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

吸烟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精神颓败，整天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妓院老鸨为了笼络买来的妓女，让她永远俯首帖耳被自己剥削，就故意让她吸食鸦片，鸦片抽上了瘾，这个妓女就不想嫁人了，因为嫁了人，有这口瘾，也不能安分过日子，谁愿意娶这样一个女人呢？这样，她就一辈子陷在苦海里面。

例如青风巷有个鸨母人称晁四小姐，买了个养女叫丽娟，人长得很美，晁四小姐就教唆她吸烟；她有点私房也都在烟枪里喷出去了。还有个妓女，名叫春凤，因为抽上鸦片，人老珠黄后，便只好当野妓，因没存下一分钱，连个住处也没有。有时，深夜里她还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过路的人远远看见她，像个鬼一样，猛一见，真会吓一跳。

1949年前，北平是华北地区的毒品（鸦片）主要集散地之一。1942年，北平的烟膏、烟土店多达320家。1949年后，毒贩们纷纷转入地下，以开设茶庄、皮毛店、药铺等为掩护，继续贩毒。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毒犯恶习不改，直到1952年左右吸食、贩卖鸦片的现象才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