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这条几百米的小胡同，就有三家白面房子。院内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当时北京人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房主见利忘义，谁给的钱多就租给谁，把原来的房客哄走出租给韩国人开白面房子用。只要哪个院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不用宣传广告，门前也没有招牌幌子，吸毒的进进出出。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

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二三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

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凡抽白面儿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另一种是将一包儿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即化成烟雾，张嘴吸之，即可全部进入肺脏。

开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当时鸦片的价格，以普通烟土计算，是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照例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烟，一钱烟就可以卖到一块钱之多。这还不算，烟馆为了拉拢主顾，有的对上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有的则往烟膏里放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还使用白兰地酒。

一两烟土可以羼上一两酒，这样下次烟客不来这家吸烟，就会觉得不过瘾，甚至于肚子疼……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卖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金宝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又如韩家潭16号的黑皮老太，丈夫在饭馆当账房。因她吸上鸦片，丈夫供应不起，她就开了烟馆，边卖边抽。

上面所说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