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