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的影响

当中国正值抗日期间，也是卢斯的事业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候，其影响力和财富也达到了巅峰。“《时代》已有15年的历史，仍然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是唯一全国性的新闻来源。”卢斯控制的《生活》杂志虽然刚创刊不久，但“已经在美国新闻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图片和注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为美国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杂志。

正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说他们是舆论的喉舌也很确切”，“既影响了人们思考写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卢斯所创造的中国神话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国，“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

据1937年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战争仅次于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灾，位于第二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也从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画报的读者在看过杂志上反映重庆遭日军轰炸的照片后，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们所采取的对中日双方同时进行报道的政策，因为这帮助美国大众了解真相，并进而支持我国政府采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战争原材料的政策。”当然，卢斯的影响远不止仅仅是在普通民众之中，曾短暂访问华盛顿的丘吉尔在感受到当时美国上下的氛围后，曾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丘吉尔对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估价太高了。总统却“大不以为然”，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会怎样呢？

卢斯的努力让美国彻底把“孤立主义”抛在了脑后，公众舆论的高涨，使得美国政府在采取对华援助的时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况下，美国先是对日本石油禁运，进而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宣布对日作战。同时，在不断的新闻舆论压力下，也逐渐加大对华物质和军事援助。在美国工商界，卢斯的宣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随着商界巨头小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摩根、国际通用机器公司总裁沃森等一个个成为亲蒋分子，美国商人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贸易也迅速扩大，中美在40年代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

美国世纪

然而与此同时，卢斯在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掺入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比如越到后来，他一厢情愿地欲以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显。卢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实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扩张愿望急剧增强的时期，国势的强盛使得卢斯在美国制度和文化优越性上坚信不疑，因而面对一个贫穷、落后而又战乱频仍的中国时，卢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的道路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不二法门。因此他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青睐有加，更寄望蒋的国民党政府能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

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是由理想主义组成的民族”，卢斯晚年回忆时说，童年期间，他由山东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美国的富裕之后，就开始“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观点”。长大之后，他理想化的美国观则更加狂热，在大学毕业的演说词中，卢斯就要求美国担负起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责任。而1941年，他所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更是将其观念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

他说，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的知识、科学和艺术之都，除此之外，美国“还继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原则”，如主持正义、热爱真理、乐善好施等；而这个时代，美国应当“将这些理想传遍全球，投身于使人类摆脱贫困”的“近乎天使的神圣工作”。

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人不应该“独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国家发展；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政治、道德和经济的强大力量会帮助正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作祟，卢斯对中国的报道渐渐脱离了它实际的土地，当年《新民晚报》曾这样评论:“卢斯既没有与普通百姓交往，亦与大众日常生活无关，如果他凭借他的观察讨论中国问题，则仅仅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增加一些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