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时候，尽管卢斯有着影响非凡的舆论工具，某些援华的慈善机构也加倍努力地工作运转，但并不足以打造出一个让全美国公众感受强烈的理想的中国印象。卢斯意识到，要吸引美国人注意中国，必须向美国人出售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中国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斯为中国不断地摇旗呐喊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尽管国民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求得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援助，并争取这些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实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并不明显。对此，卢斯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积弱的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形象并不十分乐观，而“形象”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

这样，如何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就成了能否争取到美国援华抗日的关键。卢斯认为，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必须要从中国那里寻找到美国人熟悉的理想和价值。于是，他开始精心设计出一种所谓“中美相似”的观念。

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地理、历史上的简单类比，是卢斯的杂志在较长时期内比较热衷的一种表达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中就曾有文章这样介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武汉)进发。”与此相仿，广东又常常被比照为潮湿、闷热的新奥尔良，外蒙古则被认为相当于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又如，1941年4月的《财富》杂志中说:“当你看到国民党，你会想到民主党，当你看到重庆的工厂企业，你会想到匹兹堡。”这样牵强的联系虽不免有些滑稽，但卢斯最终却使得即使是农夫或家庭主妇也能设身处地地关心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种种举措也与卢斯的舆论攻势“不谋而合”。深晓对美宣传利害的蒋介石，多番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并密电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英、美舆论的收买。

另外，自30年代以来，蒋介石不仅与当时美国最大的媒体帝国老板——卢斯保持着良好的“私谊”，而且，为了显示出对美国的亲媚，蒋的国民党政府也处处表现着强烈的美国色彩。在中国采访多年的《时代》记者白修德说:“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像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这个政府中，上至总统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员随处可见美国名校的毕业生，白修德打趣说:“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而在美国，经过卢斯对中国坚持不懈地正面报道，一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而坚强不屈的“时代中国”形象，也渐渐浮出水面。

“时代中国”

在当日的新闻报道中，中国俨然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到处是士气高涨、英勇抗敌的官兵及守卫故土、抵御外辱的勇敢的人民，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作为一国的首脑，蒋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期间，时代公司的主要媒体对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国人的各种价值期望。

蒋介石的发迹史被报道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儿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时代》记者的笔下，蒋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他与孙中山结识后，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面对压力从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这样的个人奋斗史显然更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

蒋介石“虔诚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卢斯大书特书的内容。比如，《生活》杂志对蒋介石1931年受洗礼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分析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是不会轻易皈依一个信条的”，蒋介石接受一个宗教也不是为了出名，那么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年《时代》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则展现了蒋介石圣徒一般的感人行迹:文中说到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匪首杨虎城绑架了为这个民族带来民主与基督精神的国家领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蒋介石仍然每日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苦难”。在时代公司的报道中，蒋每日的生活细节也都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例如，蒋会在每天早上的5点30分准时起床读圣经，他平日总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来作引导他的军队。另外，蒋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也是颇能感染美国公众的重大事件，美国人甚至将其视作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