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庆龄手提箱失窃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

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踪影。

宋庆龄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与宋庆龄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梁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这只失窃的手提箱中装着宋庆龄最心爱的、无法以金钱来计数的珍宝，其中包括最疼爱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陪嫁首饰。曾长期留学美国的宋庆龄知道在西方国家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接着她又聘请了律师代为处理这一案件。10天后，颇有办案经验的德国律师康尔特?菲尔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受理了此案。

德国警察总署得到上级的有关指令后，也立刻把此案列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虑到宋庆龄来德的保密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能向外声张的、外松内紧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虽然中国驻德公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发了照会，虽然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公安监察委员会、柏林警察局及其刑侦处的文件函电往返频繁，催促尽快侦破此案，但并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到柏林一家当铺。当铺老板问小伙子要当什么，两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过了片刻，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珍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其中一个人说要250马克。然而，当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量，就估出起码可值10000马克。

通常来当东西的人，多半要价都比当铺给的价要高。但这两个人对如此珍贵的项链，要价之低与其本身价值相差如此悬殊，而且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这条项链，并从旁打听到了他们的地址。因为老板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价钱收当了如此昂贵的且来路不明的珍珠项链而不报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连带吃罪。

于是，两人走后，当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做了报告。经过查证，来当珍珠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士”司机。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案犯，终于“自投罗网”了。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转动方向盘，七绕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当他把箱子打开时，不禁“哇”的一声喊出了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莹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宝石和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美元。

随后，彼茨科夫斯基回家与妻子一商量，就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来了。虽然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小两口还是做贼心虚，他们既不敢向外人声张，也不敢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拿出来倒卖出去。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根本不识货的小两口挑挑拣拣，选出了这条珍珠项链拿到了当铺。结果在当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而复得。由于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秘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无所失。为了表达谢意，宋庆龄从手提箱中选了一只精致的银器，送给了警察局的官员。

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她立刻离开了德国，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内革命事业之中。（摘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