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平政街节孝巷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旧址

“倒唐”——不可能的任务？

党组织成立后，云南特支首先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推翻唐继尧政府。因为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的目标都是进行民主革命。唐继尧雄踞云南10年之久，羽翼丰满。刚刚诞生的云南党组织在强大的唐继尧军政府面前，看起来非常弱小。一方是手握大权、拥兵数万的云南最高统治者；一方是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革命者。要想“倒唐”谈何容易，简直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大家一块分析形势——唐继尧政府虽然强大，但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唐手下的4员大将(蒙自镇守使胡若愚军长、昆明镇守使龙云军长、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军长、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军长)同唐继尧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团结社会各阶层造成一致“倒唐”的舆论氛围，同时策反胡、龙、张、李，促成4个镇守使联合发难，完全可以将唐拉下马。

周霄和蒙自镇守使胡若愚的侄子胡问津曾是要好的同学，于是周霄自告奋勇，到蒙自去游说胡若愚。周霄到蒙自，住进旅馆后就给胡问津写信，约他到旅馆见面。周霄告诉胡问津他的来意，胡问津表示愿意帮忙，并拿着周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片回去交给叔父，让周霄在旅馆等着约见。

谁料胡问津一去杳无音讯，周霄在旅馆等了七八天，也不见有人来找他。周霄开始分析:胡若愚为什么不见他？并不是反对革命，不然绝不容他住在蒙自，就是不把他抓起来也要把他赶走。胡若愚既不赶他走，也不见他，说明心里正在矛盾动摇中。于是周霄决定冒险一闯镇守使官署，当面晓以利害，促使胡若愚“反唐”。名片传进去后，胡若愚即邀请周霄到大花厅座谈，态度十分客气。寒暄已毕，周霄逐渐把话题引向时局，胡若愚只是打哈哈，也不表露观点。周霄索性开门见山，表明来意。胡若愚神色郑重起来，起身请周霄到小花厅内他的办公室密谈。周霄此时料定，胡若愚已有反唐之意，只是尚有顾虑耳！

果然，密室落座，胡若愚谈到了实质性问题:“周先生，云南一向是唐公主政，如果改为民主政权，何人负责？”

周霄明白，胡若愚是担心“倒唐”后自己能否得到好处。于是说:“民主政府是由多数委员组成，但民主之后还要集中，委员会决议交主席执行。主席一职由委员中资历最深、声誉最隆之人担任。”说到此处，周霄话锋一转，“以胡军长资历而论，当在各军长之上；而声誉一项，只要军长实行革命，自然得到人民拥护。现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军长当审时度势，不落人后才是——只要不让旁人夺了首功，主席一职定在掌中。”

一席话说得胡若愚疑虑全消，当即表示支持革命，并请周回到昆明在国民党和各社会团体方面为他多多美言。这样周霄的任务圆满完成，辞胡回昆，向云南特支汇报。同时昆明方面，也由吴澄通过她与龙云夫人曾是“结拜姐妹”的关系，说服龙云支持“倒唐”。

将策反进行到底

4大军长搞定了两个，大家群情振奋。昭通镇守使张汝骥那里，一直是由云南省立师范教员李子固(腾冲人，艾思奇的叔叔，后也被吸收入党)来游说。李是讲武堂第一期学员，与张汝骥有旧交，经他与张多次恳谈，张已动心，但因为没有见过国民党方面的人，还有些犹豫不定。得知这种情况，李鑫决定，由黄丽生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见一见张汝骥。

192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李子固带着黄丽生来到一丘田(即登华街下边)张汝骥的公馆。黄丽生一身西装革履，一副特派员的派头。张汝骥见到黄丽生非常殷勤，请黄坐在他的烟榻之上，并传以“司令”牌香烟。香烟袅袅中，张汝骥开口说道:

“兄弟对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本来是崇拜的，但唐公对兄弟有知遇之恩。现在唐公被一群宵小所惑，弄得怨声载道，成为众矢之的。我虽不能救唐公于危亡，也不能以下犯上，落得一世骂名呀。所以兄弟实在是有所顾虑，今日黄同志前来，恳请赐教。”

黄丽生当即说:“说到以下犯上一层，更可不必多虑。古时成汤伐夏、武王诛纣，历史上只说他们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何尝说他们以臣欺君？军长今日举旗革命，乃是保卫地方，爱护百姓，不仅不会落下骂名，反而会青史留名，为万世敬仰！况且胡、龙两位已决心靠拢革命，军长又有何顾虑？”

黄丽生慷慨陈词、侃侃而谈，纵苏秦、张仪再世，也自愧口才不如。一番话说得张汝骥心服口服，当即站立起来，猛饮一口茶道:“好嘛，好嘛！既是二、五两军都要干，我也绝不后人。今晚黄同志说的话很对，我决定和胡、龙两军长共勷义举！”

争取到张汝骥后，李选廷不久也表示支持革命。云南特支又策动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励进会等分别派代表到4个镇守使官署请愿，于是4位军长之间信使往还，秘密聚商，调兵遣将，不遗余力。1927年1月间，各方面军队已部署完备。2月6日，胡、龙、张、李齐聚昆明，4人领衔迫唐下野，重组政府，还政于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六”政变，硬是把唐继尧从“西南王”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二·六”政变后，党中央派王德三带领十多名党员来到云南，将云南特支改组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分设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学运等部门，更广泛的革命斗争在云岭大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云南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