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带兵，全盘西化，用当时上海人的话说是“纯用夷法”。华尔坚持用英语发号施令。开始时只得请翻译，曾因翻译错误发生混乱，于是在该军开班教中国兵弁英语。有的英语词汇干脆用音译，口令“一二一”叫“温杜温”，连长叫“美治”。时长日久，中国并懂得不少美式英文口语。对士兵华尔自有一套驾驭之法。他选拔中国兵时不要吸食鸦片者，选拔的方式也特别:先是直愣愣定住对方，冷不防猛打猛踢，吓不退的才予录用。他吸收被俘的太平军当兵，并且给士兵发高薪，洋兵每月最高时可领350两，华兵最低8元、9元，是清军士兵的5倍。他把香槟酒一箱箱往营房里运，异常慷慨地请不下开怀痛饮。打仗勇猛者有奖，而且是重奖。华尔为自己这支军队擅定的军旗为红绿亮色，营房内不时传出美国联邦军的军号。营房生活为:上午8点集合，10点正操练到吃午饭，下午自由活动，晚上7点在点一次名。

华尔在中美洲等不发达地区军事冒险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对轮船、火炮等军事技术的掌握，均有益于他在上海地区指挥作战。他在训练中从不马虎，“一切不惮烦琐”，作战中身先士卒，并懂得作战心理学，在战场上注意保持以为镇定自若的指挥官形象。他懂得诸兵种之间的协调配置，火力配系，尤其在江河湖汊水网稻田地区的作战特点，以及保持机动能力和后勤供给的重要性，因而他既有内河舰队，运输船队，又有工兵、野战桥和医院，再也不是单一的冲锋退却。他尤其注意战场信息，战前他爱自己去侦察，且尽量仔细，他雇用了几百名中国摊子和一些外国间谍为自己搞情报，故实战时取胜的机会增大，这样反过来促使麾下官兵对他产生信赖感，使他在官兵心目中更是如若神明。

美国作家亚鹏德在《华尔传》中指出:“常胜军虽然人数上比庞大的清军和太平军要少许多倍，它的战斗力五一是那时全中国最强大的。”华尔与他的后任戈登每战必胜，使得外国人声威大为增大。外国常胜军逐退太平军保全了上海，不仅使大商埠经济更为繁荣，而且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是，外国领事们眼中，华尔与洋枪队所创下的战例，偷袭松江之战，天马山大捷，以500洋枪兵大败10万太平军的神话……这都不是顶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支中外混合的新军，形成了一股连英法联军都为之打怵的战斗力，惧怕其会有一天成为自己真正的对手。为此，在沪的英俊三次逮捕华尔，甚至要判其死刑，皆被吴煦等人保护下来，为使其不受英美的法律制裁，清政府特批华尔加入中国国籍。

上海器重华尔和戈登（华尔的后任），是因为他们在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尝试中，实际已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新的装备，新的编成，新的训练管理办法，以及新的战术战法，这使得军队中95%的中国成员具备了与西洋军队不相上下的战斗力。再加上华尔与戈登都很精明，十分注意自己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常能恰当地表现出自己“对雇主的。”这便投合了上海势力“以夷制贼”的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这支雇佣军不存戒心。一旦攻下天京，李鸿章便用巨资将戈登的“常胜军”遣散了。为此，李鸿章很有些“过河拆桥”。

撇开华尔与戈登洋枪队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和勾结外国侵略力量的买办性之外，他们显然是一座引进和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桥梁。这一点，收益最大的是李鸿章。后者十分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到其麾下的淮军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李氏淮军都从洋枪队的军事时间中获益匪浅。它最终为李鸿章的开班洋务，创立新军起到了先声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华尔、戈登在上海滩刮起的旋风，开始深刻地冲击着中国人自先秦以来便形成的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育化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的军事文化心态。

而中美史学界不同评价的华尔，在其事业达到顶峰时期，就偶然地被一颗太平洋的枪弹击中，运回上海救治的途中，于1862年9月21日凌晨3时死在了一条名叫“勇敢”号的军舰上。当时，该舰正航行在茫茫东海的甬沪航道上。

华尔年终31岁。

包括这船名的巧合，都在美国公众的眼睛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华尔神话”，当时美国总统便是鼎鼎大名的林肯，林肯称赞华尔是“美国的杰出公民”。

同样，中国的史学家们，也完全不买这位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最出名的总统的帐，照样将华尔打入那些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群中去——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对历史的不平评判标准。

但是，有一点是双方都认可的。没有上海，就没有后来的华尔，世界无论哪一个地方的人们再提及华尔，都必然地将他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他的的确确是“中国上海”的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