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大胆的。

上海的买办官绅曾在1860年私自“商雇”了一支外籍雇佣军，自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华尔杨枪队”。

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家们都把华尔视作美国的泼皮、无赖、流氓。相反，在美国人的眼里华尔是个令人迷醉的传奇式的美国英雄。有关他的书已经出了6部，其中由美国记者亚鹏德撰写的书名就叫《华尔传——从西方来的神》。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相信，最先相处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这个主意的人，竟是近代上海大思想家知识分子王韬。是他向上海当政者献计: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并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

非常之世宜出“非常之道”。

1860年的上海确系岌岌可危。太平军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后，继而东征，其矛头直指上海。在此形势下，由吴煦、杨坊主持于6月2日成立了花儿洋枪队。由此，一个美国的流浪汉藉以登上上海这座舞台，演出了一场美国式的神话。

弗雷德里克·唐森特·华尔，身高1.73米，一头印第安人厚密的黑发，深褐眼，大下颚，身材略瘦，肌肉异常发达。他1831年11月29日生于北大西洋西岸马萨诸塞州，其父弗·甘·华尔以掮客为业，拥有一艘15吨重的单桅快艇“活泼”号。华尔不到15岁就曾逃学去参加墨西哥战争，虽未能如愿，却反映了其独来独往牛仔式的冒险气质。1847年4月，他乘“汉弥尔顿”号飞剪船来华，不满16岁的他就已担任该船大副。

华尔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部马克·吐温式的历险小说，他在60年代前至少3次到过上海，期间，他闯过五洋四洲，抢劫过邮车，曾是美国政府通缉的流窜犯，参与贩运“猪仔”的勾当，加入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晋升为中尉。1860年4月20日，华尔再次来上海闯荡，干了几天的守夜人，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施展其伸手的差事。美国就，他便受雇于清方，在一艘中国舰船上充任大副，这艘船的船号对他这样的西方流浪汉来说简直是绝佳的嘲弄——“孔子”号。正是在这艘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穿上，他迎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机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6月初华尔寿命组建洋枪队，仅用了半月时间便组建完毕，即开赴火线作战。也只有上海这个“烂水手港、海盗滩、罪恶城”，才能产生这支雇佣军——每天停泊在黄浦江面的300艘外轮上，起码有6000名外国水手——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华尔随之成为上海滩的大人物，每一言行节能牵动视听。

19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由冷兵器与火器并用让位于火器，而火器尚未成熟的军事时代。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使用的舰船利炮和复枪都给战败的一方留下太深的印象。

还是在50年代初，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式武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但双方都买其器未用其人，因而在“人”和“器”的统一上难以达到西洋军队那样的纯熟境界。新式的武器装备出自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它绝不是孤立的，新式装备必然要军队实行新的编成，新的训练办法，新的管理办法，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战略战术，凡此种种都必然要带来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所以，最先由王韬提议雇佣西洋人组织洋枪队也就十分自然了，作为大思想家的敏锐洞察本来超越凡人的。也只有上海的买办官绅能够毫不犹豫地接过王韬的献议，商人出身的上海道台吴煦和当过怡和洋行买办的候补道杨坊，这些与洋人打惯了交道的实权人物，他们头脑中的实用主义远远超过了皇权思想，他们明知道咸丰皇帝是不能允许私招人组织军队的，但为了上海的安危，上海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敢于一反习常的道德准则，斗胆一试。

没有上海势力就没有华尔和他的洋枪队。

最初的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由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人（菲律宾水手）为士兵。到了1862年8月，洋枪队已被慈禧封为“常胜军”，领饷官兵6500余名，加上辅助人员超过12000名。充任军官者多为外籍军事人员，士兵者却尽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

从编制上来看，已拥有一个来复枪团，五个步兵团，几个狙击兵连，一支内河舰队，一支大型运输船队，一支工兵队，两个兵工厂，一个军医院。从装备上看，大部分士兵使用来复枪，发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尖圆子弹。各种火炮37门，每门炮规定备200发炮弹，常备500发。华尔还拥有作战用的机动设备:野战桥、野战炮架、铁甲汽轮。稍有军事常识的人立刻能看出:这些，即便与本世纪前叶的中国红军装备相比，也是相当接近的了，更不必说这一切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

从纯军事观点看，在如此短暂时间内造就了如此一支近代化程度军队的人，如果不是军事天才，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无赖汉”。华尔——这个中外史学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究竟给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军事革命带来何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