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国梦破

“复国梦”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

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亚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时与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们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被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等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汉奸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