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印成传单时，鲁迅名列发起人第二，而第一则是郁达夫，这都是鲁迅始料未及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以这样的话开始：“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接着写道：“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这样的宣言，自然刺痛了陈德征辈的神经，于是有了“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的怒吼。

其实，陈德征也曾是一个“文学青年”，而且是一个“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青年”。鲁迅在写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样说到《弥洒》和陈德征：“但上海……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

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帖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陈某从一个反对文学的“商品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青年”，到一个杀气腾腾、流氓气十足的国民党党棍，中间只有几年的时间，用“摇身一变”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余英时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做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的重要角色……，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