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随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文章。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

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自然引来了国民党党徒的围剿。而陈德征就是跳得最起劲者之一。陈德征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这样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

据胡适日记，他在陈某文章边上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顺便指出，在1950年代大陆批胡适运动中，虽也有名公巨卿式的人物称胡适言论为“胡说”，但发明权也许属于陈德征。

在鲁迅文章中，至少有两次提到这个陈德征。第一次是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第二次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写于1934年1月31日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鲁迅所说的“要求自由的团体”，即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回忆道：“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潘汉年)和他直接谈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