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

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内藤湖南在1899－1910年间曾经六次来华，与中国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密切，并有幸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珍贵历史文献。1907年，内藤受聘于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从此直到1926年退休担任帝国学士院会员为止，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开创者。他晚年退隐于京都一个山庄，依然关心着中国学术的发展，曾与旅日的郭沫若论学，内藤湖南于1934年在京都的乡下去世，其生前尽管有在战乱中贩运中国典籍到日本的可争议之举，但总体上说，内藤开创了日本“东洋史学派”，这一学派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内藤的中国史研究波澜壮阔，创见迭出。其中非常着名的，例如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内藤湖南据此认为，中国自宋代起就进入了“近世”，即进入到一个彻底削平封建割据和贵族势力的“君主－平民”二元结构时代，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长期被特权贵族势力压制的平民地位有所抬头，而作为历史研究者，只有了解中国的君主*有压制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进步的一面，才能洞悉为什么中国自宋以来能逐步培植起平民的力量，而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又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中国必然走向“共和制度”的前途。

内藤先生中国史研究的洞见之一，就在于他对清王朝由盛而衰原因的辩证分析。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清朝岁入的不断减少和开支的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间，这种收支日益不成比例和急遽扩大，竟终于铸成了清朝的迅速衰败。

一方面是开支的日益扩大。这首先是由清宗族开支的日益扩大造成的，清之宗室制度是对宋以降已被逐步废除的封建贵族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回潮”。虽然清开国后并不实行分封制，但却对皇亲和功臣实行优待政策，此优待政策还要延及子孙。而随着皇亲和功臣子孙的人口繁衍，优待数目不得不日益膨胀，优待贵族阶级的开支从而变得日益庞大。

其次，乾隆后期以来，作为满州军队的八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内外战争主要依靠汉军绿营以及随后的各省义勇军，结果，清王朝在照旧给付八旗军饷的同时，还要把绿营和各省的义勇军作常备军来供养，由于清政府一下子要养几只军队，开支自然空前增加。

与此同时，则又是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而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却竟是清代长期实行的、应对人多地少的轻徭薄赋之宽仁政策，以及高度平衡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这一长期政策导致了国家岁入的不断下降，并最终反过来加剧了清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内藤湖南这样写道：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在中国，几乎是每十年调查一次地租减收的情况。也就是说，每十年一次把那些无望征收的地租，予以清帐。因为有了这样的惯例，所以地方遇到灾害时，也就申请免除地租，并加以延长，达到十年，就予以清帐。——这当然是清朝颇以为自豪的仁政的结果。即天灾的地方不交地租，而且新开垦的地方也不交地租。这样，随着人口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国家的税收反而是不断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