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光25年到道光29年间岁入岁出情况，可以看到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岁入定额本来应该是4517万两，但实际上道光25年只是4061万两，而到了29年，就变成了仅仅只有3701万两，下降的规模这么厉害。结果自然是：收入减少支出也就不能不减少了，因此，军队的饷银也只能给原来的7、8成，从嘉庆时代开始，军饷的足额发放就是不可能的，大致上是如果该发壹圆的话只能发80钱，这就是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之一，而不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把内藤进行的细密的财政统计与胡绳所描述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战斗力衰弱作一下对比，清军战败的结论自然就是非常明显的了。而且，倘如我们再把内藤湖南的着作，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对照起来读，也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会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指出：在一部《红楼梦》中，竟然包含着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王朝体制盛衰循环的辩证法。

曹雪芹大约生在康熙末年（1715年），卒于乾隆盛世的1763年，《红楼梦》就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写成的。它开篇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评点宁荣二府的历史命运，读来宛如上述王朝由盛而衰的辩证法的隐喻：

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在文学的象征性叙述背后，小说《红楼梦》中确实也包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透视，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成为隐藏在家族兴亡故事背后的隐线，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伏笔”。例如，小说开篇即写宁国府的管家媳妇秦可卿死后，托梦给唯一一个“能运筹谋划者”王熙凤，告诉她贾府的振兴之道是以祭祀和家学之名置办祭田和学田，收取地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井田”、“公田”和“学田”制度，它折射着康乾之间，朝野上下围绕着恢复“田制”、借以重兴“民兵”的辩论。但是，对于清王朝来说，除非到了山穷水尽，采用乡勇、民兵而代替八旗兵制，那就是绝对不能考虑采用的制度。这就仿佛对管家的王熙凤来说，弄钱最快的办法是利用职权和关系帮人办事，以从中收取好处费。这也就是她自嘲的“担着祖上的虚名，做个穷官，弄点钱勉强度日”，而这其实就是极至地描写清代的优待功臣的“宗室制度”所造成的后果，——预示着宗室制度的崩溃和堕落。

非但是宗室制度下寄生虫阶级日渐庞大，“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而且，正如中国康乾盛世的“小农”并不是英国的“农奴”一样，《红楼梦》里的奴婢其实也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奴”，如胡适所说，她们甚至也要求在“情感上”得到重视和满足。结果统治者们也只能四处标榜“仁政”、人情乃至“痴情”，比如说，就连送走一个丫鬟，作为“主子”的贾宝玉都不舍得，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最终应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辩证法。这大概就是后来的读者在《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有仁政、痴情、人情下面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造成清王朝和贾府最终崩溃的，确乎不见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力图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矛盾均衡的“盛世”，在鸦片战争中，如同被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从内部崩溃瓦解而已。而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内藤湖南的清史研究给我们提供的共同结论。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指通过对内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对藩邦尽可能实行“统而不治”的方式，精心维持的庞大疆域和内部矛盾均衡，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仿佛只是举一击之力，就很容易地打乱了这种统治的平衡或矛盾的均衡，并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最终造成了清王朝从内部的逐渐崩溃。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于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而清国家在广东、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为爆发危机的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们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22年2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如一次性向英国赔款，后者不过是白银几千万两，而前者很可能就是无底洞。何况这么打下去，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漕粮的征收，“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既然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照顾沿海各省商贾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标，于是，根据代价和收益的精明计算，选择向英国赔款讲和，显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线正确。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而鸦片一战，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许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事件，“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