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其兴也白银，亡也白银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

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