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柬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

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要么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要么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像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然而到了天顺朝呢，情况变得更糟了。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也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一起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

虽然后来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仅靠一两个人，回天乏术。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疯狂的病菌一样，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恣意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成了慢性病，逐步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是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

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