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日之间朝贡贸易关系终止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数千里间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士、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嘉靖倭患”。自此之后，明朝即严海禁，调兵将，在东南沿海掀起一场剿灭倭寇的大规模战争。至嘉靖末年，倭患基本平定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改变原先实行的海禁政策，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扬帆到海外贸易，而对日本的贸易却仍然实行严禁。

但是，此时的中日贸易走向已发生了变化，即不像原先那样，有众多的日本商人来到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反过来是大量的中国商人涌向日本贸易。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与当时中日两国的贸易政策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方面，既已准许私人贸易船出洋贸易，要再像开禁前那样禁止往日本贸易已不大可能，因往日本贸易的赢利远远高过往东南亚各地贸易的收益，故海外贸易商为利所诱，往往借口到其他地方贸易，待商船出海后再转向驶往日本。即所谓的“托引东番，输货日本”，“以暹罗、占城、琉球、大西洋、咬留吧为名，以日本为实者，丝宝盈桁而出，金钱捆载而归。”当时的同安名士洪朝选就描述过这种情况:“漳人假以贩易西洋为名，而贪图回易于东之厚利近便，给引西洋者不之西而之东，及其回也，有倭银之不可带回者，则往澎湖以煎销，或遂沉其船，而用小船以回家。”当时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在奏疏中也写道:“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四、五月间告给文引，驾驶鸟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广、高等处籴买粮食。径从大洋人倭，无贩番之名，有通倭之实。”

在日本方面，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日本国内的统一后，即设立一种“朱印船”制度，准许这些朱印船到东南亚各地贸易。据记载，1592年由他批准到东南亚各地贸易的朱印船有9艘，即由长崎出航的末次平藏2艘、船木弥平次1艘、荒木宗右卫门1艘、系屋随右卫门1艘；由堺港出航的伊豫屋某1艘；由京都出航的茶屋四郎次郎1艘、角仓与一1艘、伏见屋某1艘。这些船分别航行到吕宋、澳门、安南、东京、占城、柬埔寨、六坤和大泥等地。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战争确立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后，也极力鼓励和发展这种“朱印船”制度，在1607年至少有23艘日本船在从事海外贸易，博多商人最后成为这种贸易的主要拥有者，但朱印船也有属于各大名、政府官员、在日本的外国侨民，甚至宫廷女子所有或承包。这些朱印船最常去的地方是印度支那，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由中国商船载运出去的大量中国生丝和丝织品。据统计，他们在这些地方购买的中国生丝有时高达14—20万斤，占日本正常年份进口生丝总量的50～70％。因此，月港开禁后，日本商人就很少再到中国沿海贸易。此时的中日贸易，差不多已成了仅有中国商人载运货物到日本的单向贸易。

德川家康毕竟是一位重视对外贸易的封建领主，他始终没有放弃恢复对明朝贸易的努力。他“或者通过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鲜为中介，频繁地对明朝进行活动。”1606年，萨摩的岛津义久曾致书琉球王尚宁说:“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船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军(德川家康)忧之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舶于贵国，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德川家康还命本多正纯和长谷川藤广分别写信，托到日本贸易的应天府商人周性如带给福建总督陈子贞。本多正纯在信中说，家康素有与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请于明年福建商船开来长崎时，秉承明帝的旨意，送来勘合，果能如此，则在秋季信风起后，必派使船一艘赴明。长谷川藤广在信中亦说，如明朝发给勘合，自己当亲任专使前往明朝，重修两国旧好，年年往返船只，互相交易。但明朝并无予以答复。尽管如此，德川家康仍一再鼓励明朝商人到日本贸易，给予他们各种优惠和安全保护。据说在1610年底，德川家康曾邀请一位犯禁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人到他的静冈城堡，给了他一张准许自由进入日本的朱印状，答应保护其航行安全及在日本的贸易活动。这种朱印状是颁发给日本本国商人作为到国外贸易的特许状，写明商船到达的目的地，并盖有朱色关防。它一般仅发给日本船主，德川家康将之送给中国商人，显然是鼓励他们到日本贸易。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海禁政策，实际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就已名存实亡，这从福建巡抚陈子贞的《海防条议》中可以看出:“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将来沟通接济之害始不可言。”自此之后至明亡的30多年里，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一直在增多。1611年8月，据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到江户报告，这年开到长崎的外国船只共有80余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1612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时开进长崎港；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2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3月6日，又有漳州商船载运大量的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至于日本本国到东南亚一带贸易的朱印船，却因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和要求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而被完全停止，到1639年日本实施“锁国政策”，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外商到日本贸易时，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量反而急遽增多。据记载，在3月24日和9月17日之间，有93艘明朝商船载运货物到达长崎；1641年则达到97艘的空前数目。此时到达日本的明朝商船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在长崎、平户、五岛、大村等肥前各地和萨摩、博多或纪伊等地停泊，而仅能被限制在长崎一个港口停泊。至于明朝国内，则因陷入朝代更替的政治动动，已无暇顾及再次改变与日本的贸易政策，故终明之世，与日本的贸易仍然属于严禁之列。

综上所述，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明太祖首先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误将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作为El本国王与之交往。而当进一步了解到实情之后，他又断然却其贡，转而在沿海加强海防，实行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明成祖继位之后，由于室町将军义满主动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并协助捕捉倭寇，故明成祖恢复其朝贡贸易，且赐予百道勘合。但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明朝是将之作为羁縻海外国家的政治工具，而日本却认为是一种营利的商机，因此形成了矛盾。明朝为了控制大量入贡的日本商人，不得不实行限制政策，遂使日本各大名、寺社为争取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并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嘉靖倭患”。通过平定倭患后，明朝不得不改弦易辙，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布开放海禁，但对日本的贸易仍实行严禁政策。尽管德川家康极力想恢复日明贸易都无济于事，不过，在德川家康的极力鼓励和招徕下，大量的明朝商人为利所诱，无视禁令，纷纷涌向日本贸易，使明朝对日本的海禁政策已名存实亡，惟有听之任之而已。